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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从战争到建设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革命胜利后如何领导新中国建设的“本领恐慌”新课题，主要包括政策恐慌、队伍恐慌和知识恐慌。为了更好地担负起建设新中国的领导重任，中共中央采取在职干部教育和脱产学习等方式，努力提高干部政治文化素质，并大批培训新干部和留用新解放区建设人才，有效地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管理国家和经济建设等知识水平和能力，为建立新中国和全面执政做好了全面准备。
这些测验的时间大致相同；测验对象分别为冀中区党委、延属地委和繁峙县委，包括区直属机关、分区级、县级和区级4级干部，他们构成了各解放区完整的、自上至下的领导体系。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三地党员干部考试成绩均不够好，其中，冀中区党委直属机关干部成绩及格者勉强过半，而分区、县级和区级干部及格率均不及30%；再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他们考试成绩与其职务级别大致成正比，高级干部成绩略好，中低级干部成绩较差。究其因，各级领导干部“一般都轻视理论和重要国际问题的学习”“学习上粗枝大叶、走马看花、不深入研究、孤立的看问题。”[3]有的党员干部“认真学习的精神非常不够，甚至对党的政策与指示不注意，不研究，好象政策文件与他无关”[4]。例如，繁峙县委105名干部，“对我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极端模糊”“只有3个同志完全答对。……对目前革命性质全然不了解。”[5]许多党员干部不注重学习理论政策和文化知识，整天陷于事务主义之中，自然易于出现各种偏差和错误。 并且，陕甘宁边区原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晋察冀边区曾是“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当时中共中央又驻在西柏坡，这两大解放区可谓是各项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党员干部的理论政策水平尚且如此，那么，其他解放区党员干部的理论政策水平之差可想而知，这必然阻碍了党的路线政策在实际工作中的正确地贯彻执行。毛泽东承认，“我党的理论水平，必须承认还是低的，必须提高一步。”他保守地估计，如果每个县委有一人掌握住政策，全党就需要3 000个干部。任弼时也认为，“普通党员干部也要提高，主要靠这3 000人，这3 000人主要进不成学校，必须挤时间学习。”[6](P448、470) 其次，党员干部普遍存在着“知识恐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被迫转移到乡村，历经艰辛探索，终于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1949年3月，毛泽东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7](P203)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二次工作重心的转移，也是一次全局性的战略转型，“今后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恢复与发展中国的经济。”[1](P426)这意味着党必须拥有一支熟悉经济、文化、外交等工作的干部队伍。 至1949年春，中国共产党发展到300多万党员，他们不仅为夺取革命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将是新中国各项建设的领导者和骨干，然而，“从党员的成分上看，85%—90%是农民，工人、小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和其他成分的占10%—15%。”[7](P185)他们革命觉悟较高，但文化知识水平普遍很低，“区以下的干部能看懂《人民日报》的很少，一切工作部门中缺少知识分子。”[8](P8)从知识结构来看，“绝大多数的优秀干部，二十几年来一直为军事与政治工作而奔忙，精力集中在那些方面”“在经济与文化的方面，我们也有优秀的干部，但比起军事与政治的方面来是太少了。”[9]更糟糕的是许多人学习动力不足，如1949年初冀鲁豫行政公署干部学校轮训队360名学员中，“文盲(识字不足100者)总数298人，占全队人数82%”，他们普遍抱有“革命一辈子就行”“会做群众工作就行”“不学习也能做工作”等成见[10](P249、251)。并且，“从各级机关到工作人员(战士)长期生活在农村，与农民形成了鱼水关系，思想作风、工作方法等已经农村化了、农民化了，特别是与长期依靠的贫雇农更是亲如一家了。”[11](P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