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山本》是贾平凹创作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亦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为此，复旦大学中文系特邀请评论家在上海召开专题研讨会。《探索与争鸣》杂志于2018年第6、7两期分上下两辑刊发相关评论，全面、深入呈现与会评论家的精彩观点。在上辑中，陈思和教授通过对《山本》的人物的决绝与茫然、自我救赎，以及碎片化的内容和风格等问题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揭示出小说隐含着深刻的现代性；吴义勤教授从历史如何进入小说的视角，探讨了《山本》呈现出的混沌的历史叙事美学的特征；张业松教授则指议了《山本》对历史缺乏正面处理的问题，并对“民间”叙事策略提出了发人深省的看法；王宏图教授则讨论了这部小说所表现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及“晚期风格”；王光东教授分析了《山本》的民间化历史叙述的感伤特征，指出这种感伤情怀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和文化价值。 ——原刊特约主持人 栾梅健 试论《山本》的现代性 陈思和 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中呈现的现代性特征比较复杂，较之民间性和传统性，似乎更有探讨的空间。文学的现代性不等同于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而是指人类社会在摆脱了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关系以后，人们在现代生产方式中感受到的人性异化与精神困惑，并且把这种强烈感受熔铸于文学创作中，以求美学上的震撼效应。现代性包含了自身内在的分裂，与古代田园风味和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形成的和谐关系不同，它是以内部尖锐冲突的不和谐性构成时代特点。中国现代文学初期，现代性就是通过作家描绘出一系列的分裂和不安的画面，传递出时代特征。最明显的是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他笔下的烟厂女工陈二妹，依靠出卖劳力换取薪酬，维持着低端生活标准。她对自己的劳动成果并不爱惜，反而特别憎恨。她劝小说中的叙事者，为爱惜身体计，最好不要抽烟，如果一定要抽，那就不要抽她所在工厂生产的烟——并不是这家厂生产的烟质量特别差，而是她痛恨自己所在的厂，连带痛恨自己生产的产品。这就形成了早期现代工人阶级的精神特征。郁达夫也许并不自觉，但十分传神地表现出劳动使人性异化的现代生产规律，这与传统农民对土地、对庄稼的深厚感情完全不一样。再讨论现代乡土题材的创作，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很少涉及农村镜像和农民形象塑造，恰恰是中国开始现代化进程以后，才出现了“乡土”这个视角，用以反衬现代化的艰巨与必要。所以现代乡土题材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在现代性巨大压力下令人不安的艺术图像，用沈从文在《长河》里的说法，就是仿佛“无边的恐怖”压顶而来。鲁迅在为数不多的小说里描写了这种危象。如《故乡》，其不仅仅要表达农村凋敝和农民的艰难，也不仅仅要为民请命、提出“何以为蒸黎”的发问。从小说结尾部分的艺术处理来看，作者对于衰败的农村(即便是自己的故乡)以及生活在这样的土地上的人们绝无眷恋。他要求人们义无反顾地摒弃旧的生产关系和旧的生活方式，同时又犹疑着希望着未来能走上一条目前尚不存在的新路。这种决绝与茫然，正是现代人在急剧变化中的社会所产生的特殊感情，也正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代性。然而这种反映现代人精神特征的文学现代性，随着二十世纪30年代的抗日战争发生以及民族主义的复兴而悄然隐没。尽管现在学界有人将随后出现的社会主义进程也列入现代性进程，但是无论如何，在意识形态与审美范畴里，代表着权力意志的社会主义文艺是不提倡也不存在鲁迅式的主体的决绝与茫然。社会主义文艺对未来充满信赖与乐观，所以才会描绘农民创业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这样一种创作模式作为国家文艺的主流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80年代末，余流还延续到90年代。在新世纪以后才出现了新的美学范式的嬗变，仿佛又重新回到鲁迅所发出的现代性的追问。贾平凹的《秦腔》即为这一时代文学嬗变的标志之一。 对于旧的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制度的崩溃的现实主义描述，对于未来世界的发展充满现代主义的茫然与怀疑，是《秦腔》呈现当代文学现代性的两个标志，缺一不可。二十世纪80年代许多农村题材小说真实揭露了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同时又把农村未来的出路放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新经济政策之上，并以全力讴歌之。如高晓声、何士光等作家在当年的创作。这当然是真实反映了农村经济政策改变的情况以及作家当时的心情，是现实主义的创作，但很难说已经达到现代性的高度。包括贾平凹本人以前创作的《腊月·正月》《鸡窝洼人家》等农村题材的作品，都可以作此类解读。我觉得一直到二十世纪90年代的《浮躁》，贾平凹创作中仍然保留了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文艺传统的基因。然而《秦腔》就不一样了。关于这一点，我在《试论〈秦腔〉的现实主义艺术》一文里已经有过分析，但是那篇文章主要分析的是法自然的现实主义创作特点，没有具体讨论现代性的问题。但是在我们读到夏天义葬身山崩之中，读到夏天智死后无人抬馆，以及白雪生育的孩子是个怪胎(学界有人把这个细节概括为文学创作中的“无后”现象)等细节，都能强烈感受到现代人面对命运的无奈与痛切。现在，这种感受又一次从《山本》中弥散开去，而且更加浓烈呛鼻。我们不妨将两部小说的某些情节做个对照比较： 其一，以夏天义对照井宗秀。夏天义的理想是某种已经被实践证明失败了的社会经济制度(人民公社)，井宗秀的理想则是旧式农民(市民)通过武装来实践自治的社会制度。两者均有乌托邦的性质。夏天义的性格固然有很多缺点，但他的人格、立场、信仰都是一贯坚定的，夏天义最后的死显得轰轰烈烈，山崩地动，这个结局与他的形象内涵是一致的，具有古典式的悲壮；井宗秀则不同，他的性格发展始终在变化中，是由小奸小坏朝着大奸大恶转化，映射了农民在追求自己理想梦的过程中，精神和人格都会产生异化。井宗秀之死不但不显得崇高，反而有些匆忙、意外，更有些猥琐不堪(洗脚、看内眷打牌、莫名死亡等)。与此同时，另一个英雄井宗丞的下场也同样如此。井氏兄弟在人生道路上充满凶险，并不像夏天义那样有所依持、有所信仰。而无所依持、无所信仰造成的人生价值的虚无感，正是现代人的精神特征之一。《山本》最后写到涡镇被炮火轰毁，人的生命如覆巢危卵。无枝可依，茫茫然的精神现象，正是从这种虚无的价值观延续而来。 其二，以夏天智对照麻县长。夏天智是一个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农村文化人，他着迷于秦腔艺术，但仅止于画脸谱，说空话，并无实际作为。夏天智在日常生活中是个庞然大物，空架子十足，死后连棺材也元人抬得动。这个人物是被嘲讽的形象，作家通过夏天智与白雪两人对秦腔的不同的承扬态度，提出了民间艺术要在民间大地上自由发展才能激活生命力的重要思想。他指出了像夏天智那样的满足于符号化的保护民间艺术，并不能真正促使民间艺术自由生长。他通过这个人物，对传统文化及其在当下的保存方式，提出了反思。而麻县长的形象，则是从正面阐释了作家的文化思想。麻县长与井宗秀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上有合二为一的功能，麻县长肥胖臃肿的外形，来自军阀井岳秀的真身。也就是说，人物原型井岳秀的某些特征，分别体现在麻县长与井宗秀两个人的身上，两个形象互为映衬。井宗秀的人生道路表现为权力对人格的腐化与异化；麻县长正相反，他的道路是从权力陷阱中及时抽身，以研究民间文化为自遣，造福于秦岭的自然生命。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作家的夫子自道。《山本》也可以被视为麻县长身后留下的两卷《秦岭志》的续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