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发展的大势是作家个体在自然环境、风俗习惯、时代精神、社会心理、文化传统等因素裹挟下难以挣脱的外在力量。任何一个人的创作，无论是顺势而为，还是逆势而动，都要受到它们的影响和规约；不管愿意与否，这些影响和规约，最终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和形式反映在他的创作及作品中。从文学创作整体着眼，这种力量被视为规律；就个体来说，它未尝不可视为作家必然承受的命数。在这个意义上，丹纳的《艺术哲学》在描述文学、艺术发展的规律的同时，也在述说着作家、艺术家的命数。在他看来，古希腊艺术家们有着同样的习惯，同样的利益，同样的信仰，种族相同，教育相同，语言相同，这不仅使他们的作品反映着共同的时代精神，而且还使他们置身在一个更广大的总体之内。①其实不难想见，被当代批评广泛采用的“代际”划分，其合理性最终都会落脚在某种总体性上来。但现在的问题是：当总体性、同质性溃散之后，“代际”划分的合理性就会失去依据，其表达文学发展进程和差异性的功能也会大打折扣。这时“代际”划分更像是一种临时性的“脚手架”，虽然会给批评带来方便，但已经失去了以往的直接性或绝对性。在我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大体须有，具体则无”，可能是一种较为适切的态度。然而，即使持这样一种态度，当我们聚焦于“70后”一代的创作时，仍旧会遭遇各种尴尬。 一、“70后”尴尬诸种 上世纪90年代中期，“70后”作家就已引起人们的关注。1996年前后，《小说界》《芙蓉》《钟山》《花城》《大家》等刊物，相继推出“70后”作家的作品。1998年《作家》第7期“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里，集束刊发了7位女作家的作品，并配有照片、点评和各自的创作谈。与此同时，批评界也做出积极反应，《山花》设置“聚焦70后”栏目，用以刊载相关评论。1998年《南方文坛》第6期发表了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洪治纲、葛红兵等“名编”和批评家的研讨和评论文章。如果从那时算起到现在已有了20多年时间，其间许多学者对“70后”作家都有过综合性的评论和研究。最近几年，随着“70后”一代日渐成熟，他们成为了各大文学刊物发表作品的主力，各种文学奖项的常客，他们的创作引来了更多关注，相关评论文章也越来越多。然而，阅读这些文章我们会发现，“尴尬”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在尴尬背后，人们看到了“70后”作家创作中所存在的问题，所遭遇的困难。 对于“尴尬”，感受最直接的还是作家本身。徐则臣被视为“70后”作家的光荣，他认为“70后”作家尴尬有二：其一是被忽视。当“60后”还是批评和媒体的焦点时，作为文化和出版现象，“80后”的创作已然引起批评和媒体的关注，“70后”被跳过去了，被忽略了，被晾起来了。所以被忽略，根本原因是“70后”没有拿出像样的作品。徐则臣认为，对“70后”的批评和要求没有道理，是一种双重标准：从文学质量上，拿“60后”的标准要求“70后”；在市场效应上，拿“80后”的尺度比量“70后”。如此一来，“70后”当然乏善可陈。其二是“迟到”和“错过”。“70后”一代“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相较于“60后”，他们错过了“文革”和80年代“先锋文学思潮”两个重要的历史和文学事件。面对名利和商业时代，他们又缺乏真诚坦率的认同。所以，“‘70后’的焦虑在于，既不能像‘80后’那样无所焦虑，又不能像‘60’后那样深度焦虑，‘70后’的焦虑太过肤浅。”在徐则臣看来，这是他们那一代“更要命的尴尬”。② 以上两种尴尬是“当局者”的感受，如从外部着眼，将文学制度、批评生态也纳入进来，“70后”所遭遇的尴尬，又何止这两种。在这方面，青年学者刘艳曾有过很好的评说。在她看来，其实连“70后”这一命名本身，都是一件尴尬事情：代际的概念和命名，最初来自“80后”批评家和作家，然后上推下移，才有了所谓“50后”“60后”“70后”“90后”乃至“00后”等概念。“80后”批评家所以能够获得话语权和命名权，与他们的崛起紧密相关。而他们的崛起，并非一种自发行为，“而是各方力量携手，共同推动的结果”，“2013年，被称为‘80后’批评家元年，召开‘80后’批评家专题研讨会，出版‘80后’批评家丛书，各方力量的积极介入和有意培养显而易见”。就目前来看，“70后”作家的创作实绩，是“80后”“90后”所不及的，是文学史书写不可能绕过的一代。但是没有格外的培养和助推。未经过充分的成长期，就会被有意虚置。长此以往，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70后”一代势必被人为地造成一种代际生存的尴尬，慢慢形成一种代际焦虑。③作为“70后”同龄学者，刘艳的评说犀利而又不乏理智，她看到了非自然因素介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揭示了造成“70后”诸种尴尬的外在原因。这种影响虽然是外在的，但却非常大，其作用效果明显而深远。 此外，在我看来，还有一种尴尬是“70后”不得不面对的。在以往的研究和批评中，作为对象，“70后”这一概念本身缺乏确定性和稳定性。1998年，在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洪治纲、葛红兵等“名编”和批评家的视野里，代表“70后”出场的是卫慧、丁天、金仁顺、棉棉、周洁茹、戴来、朱文颖、魏微、陈家桥、刘广雄、赵彦等人。但后来“70后”作家不断涌现，能够作为批评和研究对象的成员将近50人。出道有先后，成熟有早晚，10年年龄差，20多年发展时间，足供几茬同代际作家起落沉浮，这就使“70后”代表性作家不断发生变化。近年来，徐则臣、鲁敏、乔叶、盛可以、李师江、东君、李浩、弋舟、阿乙、葛亮、路内、哲贵、石一枫、付秀莹等人，慢慢进入主力阵容，甚至成为绝对主力。这样，我们不禁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当我们谈论“70后”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这一问题所揭示的尴尬，不仅属于研究者、批评家，也属于“70后”每一位作家本人。 二、“70后”的光荣与“晦暗” 考察“70后”一代的命数，在看到他们所遭遇的诸多尴尬的同时，也要看到他们所取得的成绩。“70后”作家对日常生活、社会问题、底层生存的关注，对抒情传统的呼应和再造，对传统的继承发扬，对叙事形式的开拓探索，等等，在以往研究中都得到了充分肯定。即使被视为弱项的长篇小说，近年也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