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以现代报刊为载体，在受新文化思潮影响的青年学生、知识民众中间传播。因此，民国报刊一直是研究新文学，尤其是新文学传播的主要途径。除了报刊，新文学还有一个特殊且重要的传播途径，那就是民国大学国文系的课堂教学。 称其“特殊”原因有三：首先与报刊传播相比，课堂教学传播对象封闭、更加明确；其次，课堂传播实为教学，教学活动的具体性、丰富性，决定了新文学课堂传播方式的具体性、丰富性；再次，课堂教学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带有一定知识性和系统性，这促使新文学课堂传播过程中的变体和转化。称其“重要”原因亦有三：第一，大学国文系学生属于新文学最优质的接受者，与其他读者相比，他们最有希望成为新文学的二次传播者甚至生产者，对新文学传播、发展的贡献独树一帜；第二，国文系学生是潜在的国文教育从业者，他们接受的新文学很有可能被用于各级各类国文教育，写入课本、走进课堂，实际是新文学经典化的重要推动力；第三，民国国文系的新文学教育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教育与生产同步伴生，课堂传播是反映这一特征最直观的角度之一。 呈现新文学在国文系课堂的传播，带有一定“重返”民国课堂的性质，在诸多教育要素中，教员使用的课程讲义在此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比课表、课程规范更具体、详实，可以打破命名的预设和干扰，挖掘某些具体而微的细节；它比师生回忆更完整、准确，便于排除主观情感，尽可能多地接近客观现实。本文即在充分搜集民国大学国文系课程讲义基础上，整理其中与新文学相关的部分，再依据课程形态加以分类，最终实现对新文学在国文系课堂传播情况的呈现。 一、新文学专题课的直接传播 虽然民国时期有大量作家进入大学任教，但真正开设新文学课程的却很少。这一方面与彼时国文系氛围保守，挤压新文学课程的空间有关，另一方面也因为开课与教员收入直接挂钩，很多新文学作家为稻粱谋主动转开其他课程。新文学以专题课形式在课堂直接传播空间有限，遭遇阻碍，在课程讲义上体现的非常明显。 北京大学直到1931年秋天，国文系课表上才出现与新文学相关的课程，即在B类(文学类)科目中开设了“文学讲演”和“新文艺试作”两科，从课程介绍看，“文学讲演”以讨论新作品新批评为主要内容，由胡适、周作人、徐志摩负责计划组织，课程形式为不定期的系列演讲；“新文艺试作”以新文学作家指导学生习作为主，由周作人、胡适负责计划组织，但具体的内容当时尚未确定。①可见两门课程都不是完备的系统教学，也没有完整的课程讲义。清华大学在1928-1929学年度第二学期开设了“中国新文学研究”“新文学习作”及“当代比较文学”三门新文学专门课程，分别由朱自清和杨振声担任主讲教师②。其中“中国新文学研究”共开设了三轮，编有比较完备的讲义，1932年被作为选修课列入《中国文学系改定必修选修科目案》，但都未能开班。“新文学习作”和“当代比较文学”两门课程则随着杨振声调离而废止，未能留下讲义。青岛大学曾在20世纪30年代初由沈从文开设高级作文课，按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四种文体讲授新文学创作。从当时的课表看，该课每两周讲授一次，修诗歌、小说习作只能获得一个学分，而戏剧、散文习作则从未开设，故没有标注学分情况。③课程开设也较随意，难以出现系统讲义。武汉大学曾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有过“新文学研究”课程，由苏雪林主讲，是为大学三年级学生开设的选修课，每周二小时，一年授完。④因为属于系统教学，因此编写有较完备的讲义。其他开设过新文学类课程的学校，还有北平师范大学、上海中国公学、安徽大学等有限几所。西南联大一直开设有新文学课程，包括现代中国文学、各体文习作、现代文选等，沈从文、杨振声、李广田、张清常担任主讲教师。但受客观条件限制，都未能产生比较完备的课程讲义。 1938年和1939年，教育部分两次对大学课程和各系必修、选修课程作了整理⑤，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大学国文系已有了比较明确的骨干课程安排，其中必修科目仅“各体文习作”因“包括古代、现代各体”而与新文学有关，选修科目也仅一门“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属新文学课程。开设学校少，课程带有随意性，缺乏系统性和稳定性，通过讲义整体状况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新文学借助专题课程传播的情况，在国文系课堂的边缘处境也可见一斑。 开设的随意性虽然不利于改善新文学专题课程在彼时国文系的地位，但也为教师的讲授提供了一定的宽松度，教员可以根据个人学术特长和对新文学的理解授课，这样就使有限的课程呈现出类型多样、个性十足的特点。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文学借助专题课传播在环境、氛围上的劣势和不足。 笔者搜集到的新文学专题课程讲义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带有明显述史意味，与今天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形制类似。整体述史的讲义包括：王哲甫1933年在山西教育学院讲授“中国新文学史”的课程讲义《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林庚1937年在北平师范大学讲授“新文学史”的课程讲义《新文学略说》；周扬1939至1940年在鲁迅艺术文学院讲授“中国文艺运动史”的课程讲义《新文学运动讲义提纲》；李耿1948年在西江文理学院讲授“新文学”的课程讲义《民国革命文学大纲》，尤其是奠定中国现代文学史基本形态的王瑶1948至1950年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史”的课程讲义《中国新文学史稿》。而就某一文体述史的还有：沈从文1929至1931年在中国公学和武汉大学讲授“新文学研究”的课程讲义《新文学研究——新诗发展》，范烟桥1932年在东吴大学讲授“小说”的课程讲义《民国旧派小说史略》等。 此外，一些大学以专题讲座的方式开设新文学课程，产生了一些系列讲座的讲稿。虽是系列讲座，但讲授人并没有以专题形式编写讲稿，而是有非常明显的述史倾向。例如：陈子展在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系列讲座的讲稿《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周作人在辅仁大学暑期学校系列讲座的讲稿《中国新文学源流》；蔡仪在华北大学二部系列讲座的讲稿《中国新文学史讲话》等。 另一类新文学课程讲义呈现出专题性结构特征，作家研究、作品研究、思潮研究等今天现代文学教学、研究最重要的几个范畴，在这些讲义中都已出现。作家研究专题有苏雪林在武汉大学讲授“新文学研究”的课程讲义《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汪静之在安徽大学讲授“小说研究”的课程讲义《小说研究讲义》，在上海暨南大学讲授“小说研究”的课程讲义《作家的条件》等；作品研究专题有废名在北京大学讲授“现代文艺”的课程讲义《新诗讲义》，许杰在广东文理学院、建阳暨南大学讲授“小说概论”等小说课程的讲义《鲁迅小说讲话》，讲授“小说戏剧选读”的课程讲义《现代小说过眼录》等。而朱自清在清华大学讲授“新文学研究”的课程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则是从思潮和文学批评角度详细描述新文学的产生及各文体的发展，可以看作现代文学思潮和文学批评理论两大专题的合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