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一个活着的历史文献，作为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中国革命文艺实践和历史经验的阶段性总结，它在今天无疑仍具理论意义。不过，我的看法是，这种意义并不在于它仅提供可机械照搬的抽象教条和政策指导，而在于它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深刻而尖锐的问题，促使我们在今天的环境和历史条件下，面对新的挑战，像历史上的革命者和新文艺的创造者那样去分析和思考，去实践并探索实践的理论化。 一 历史语境的理论结构 在进入具体问题之前，我们应就《讲话》的具体历史情境和工作状态做一点梳理，作为审视它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准备。 《讲话》虽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做，但首先和最终谈论的却并不是文艺本身，而是在革命战争环境下“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页，以下只注页码)，其目的是“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同上)。《讲话》讲明是“邀集”大家来座谈，其缘起和内在的主客关系一目了然，即：这是革命领袖在自己所领导的组织系统内部召集的一次工作会议。文艺是革命工作和军事斗争的一部分，也是根据地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无论它多么重要，它只是一部复杂的、高速运行的政治—军事机器的构成，其意义和重要性也只有在部分—整体的辩证关系中才能予以期待和确认。同样，《讲话》的对象固然是身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但他们作为文艺工作者的意义，始终还是由他们在革命队伍及其内部组织构架、专业分工中的位置、功能、觉悟和职守所确定。否则，毛泽东既无必要邀请他们来一起研究座谈，也无法期待并要求他们自觉地服务于革命的总目标；创造性地探索为谁服务、如何服务；并为此不惜经历“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转移立场和感情，根本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今天重读《讲话》，在章句的再解读之外，我们尚需对其历史语境的特殊性和有效性做出必要的分析和判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和信息时代，中国社会日趋多元化；革命政党转型为革命的执政党，“工农兵”逐渐脱去其阶级属性和政治性，两者共同构成以法治、服务、权利意识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内容的全民社会治理框架和文化—价值氛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讲话》前提的一体化组织原则、先锋队政党在观念领域的整体性、文艺工作者自身以阶级认同为核心的自我改造，以及社会革命阶段性目标(“反帝反封建”)所规定的中国“前进的总方向”在客观现实或主观奋斗目标的意义上都已不再对今天的思考和提问具有统摄性意义。那么，《讲话》已经过时了吗？它在今天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下已经没有自己的位置了吗？ 当然不是。《讲话》是一个革命政党对自身文艺工作的一次缜密而系统的反思，也是毛泽东对自己《实践论》《矛盾论》以来理论思维的一次深思熟虑的应用。毛泽东在《讲话》里不时提醒党的文艺工作者思考自己工作的目标、对象和方法，通篇强调从现实出发、从具体性出发、从问题本身出发。今天重读《讲话》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在方法的层面去重新认识《讲话》赖以成立的历史现实和历史条件，认识它的具体对象、具体问题和具体目标，以便在它自身所属的历史语境和概念框架内，尽量准确地把握问题和问题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从而在一个复杂的矛盾统一体内找到适合今天处理不同的、但具有结构相似性的问题时的“总的方向”。在我看来，《讲话》里两个核心概念对今天文艺批评和一般文化思想讨论最具意义：一是从当年“革命机器”对文艺工作的要求理解政治的第一性和总体性，从而在政治本体论内部(而非外部)厘定文艺自身的特殊性乃至自律性。二是从新文化和先锋队政党所承担的“普遍的启蒙”使命，看文艺自身所具有的广义的教育功能，由此进一步理解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所负载的文化政治使命。 二 “革命机器”内部的文艺 毛泽东在《讲话》里开门见山，挑明他所谈的不是一般的、泛泛的文艺，而是作为革命战争机器的一部分、为革命斗争所需要、由革命队伍中的文艺工作者及其同盟军自觉完成的那种文艺。它是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和拿枪的军队并列的“文化军队”，前者负责军事战线，后者负责“文化战线”。毛泽东一开始就指出，这个文化战线应该从现代中国社会进步的总方向去理解，它自五四以来就一直在战斗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不言而喻，延安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文艺是这个文化战线的“升级版”或“更高阶段”。但因为有这个地理和组织上的前提，《讲话》处理的显然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而是完全、直接在政治空间内部，在思想和组织上厘定革命文艺的位置、作用、功能，提出党对革命文艺和革命文艺人的期待与要求，并为后者满足和达到这样的期待和要求指出具体的努力方向。在毛泽东看来，革命作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最高组织形式和最高表达形式，本身为中国文艺规定了方向，提供历史经验、思想内容乃至形式创造的可能性。 虽然《讲话》第四部分(谈文艺批评)涉及文艺标准甚至创作风格手法，但其意不在界定“什么是文艺”或颁布中国共产党的审美标准，而是在“革命事业里的齿轮和螺丝钉”范围内谈文艺，在知识分子为群众服务、与工农相结合的意义上谈文艺人。基于这样的读解，我们可以得出，《讲话》是向革命根据地文艺工作者发出的政治动员，兼具组织动员和思想改造的双重含义，是延安整风的一个内在环节和组成部分。把《讲话》中涉及文艺的只言片语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标准或文艺政策和管理的金科玉律，本身不但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表现，而且是基于对文本的历史脉络、思想脉络和政治关切性的误读而来，对当代中国文艺创作，当然也就不可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只是这个责任并不应该由《讲话》本身来负，因为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对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提出期待、建议和要求，本质上同对军事战线人员提出要求没有区别，当然也没有“越界”，他在且只在革命事业这架机器内部的结构、功能和目的的层面上考虑问题。如果简单地将《讲话》当做常态下文艺事业内部评价和管理机制的绝对标准，就会对革命文艺，尤其是共和国文艺生产和文艺批评带来不必要的束缚、限制和干扰，在根本上也并不符合《讲话》的精神。这点我们后面再做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