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227(2018)03-0007-07 DOI:10.16601/j.cnki.issn1002-5227.2018.03.003 鲁艺(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简称)是中共创办的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学院。办学只有短短几年，却基本达成了“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和核心”之愿景；同样重要的，还有鲁艺培养了大批战时急需的文艺人才，以及1949年后各级文艺部门的领导骨干。就此而言，鲁艺在左翼文艺运动史上的地位堪称中国共产党的文艺“黄埔军校”。而这一切，又都和周扬的名字连在一起。 鲁艺先后设戏剧、音乐、美术、文学四科。大概因为文学出身吧，周扬在组建文学系师资队伍上堪称苦心孤诣。周扬的这些努力，是使文学系在办学方向上能与党的建校初衷达成基本一致的必要前提。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夕，毛泽东亲赴鲁艺为师生“打气”，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毛泽东对周扬的某种认可。本文通过相关文献，考察周扬在组织鲁艺文学系师资过程中与相关人物的互动情况，对其用人倾向进行历史分析，并对左翼文化界中的某些积弊略陈短见。 一、鲁艺“掌门人” ——周扬在延安的“柳暗花明” 周扬在1980年代与记者“笑谈”延安往事时，坦承自己是“鲁艺派”的首领[1]。周扬能成为鲁艺的“核心”与“灵魂”，有其特定的历史因缘。 众所周知，30年代上海左联时期的“两个口号”之争后，周扬不得不戴着鲁迅怒赠的“四条汉子”之一、“手拿皮鞭的工头”“奴隶总管”等头衔以“戴罪”之身等待上级发落。然而长征结束后，中共中央及时调整了战略部署，做出了再次与国民党合作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决定。这大概是我党在军事被动难以短时扭转之际，转而从政治和文化方面寻求突围的理想策略。延安这块国民党统治的“飞地”正百业待兴，将已经暴露的上海左翼文化人撤至延安开展文化拓荒，也就顺理成章而“收之桑榆”。周扬因而得以奉中共中央之命第一批从上海调至延安，时在1937年10月。 到后不久，周扬就渐次担任边区文协主任、教育厅长等职，1938年2月鲁艺创办后不过数月，周扬便从“发起人”而至实掌鲁艺大权的副院长。周扬又是延安几乎所有重要文艺社团和刊物的领衔人物；每当延安有重要文化活动之时，其名字往往能和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名字一起出现在各种文化活动安排和报道的名单上。显然，周扬已经摆脱了“两个口号”之争带来的被动，而获得了中央高层的信任。原因何在呢？ 首先便是围绕“两个口号”争论之是是非非，毛泽东并未苛责周扬，而是实事求是、设身处地地予以理解。这一点在急于到延安寻求澄清的徐懋庸的回忆中，有清晰的证明。徐懋庸回忆在面见毛泽东时得到他对“两个口号”论争的六点指示： (1)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的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到延安以后，我们已经是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们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2)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3)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6)但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前途是光明的[2]106-107。 可见毛泽东并未将“两个口号”论争予以负面的看待，也没有归罪于任何一方。陈荒煤的回忆还证明毛泽东似乎更加倾向于“国防文学”： 例如不久前，发现了一个资料，有一本书叫做《西北特区特写》，其中有一篇文章反映了陕北文艺界在延安讨论两个口号的论争，也有不同的看法。这篇报导这样写道： “最后，由中央局宣传部长吴亮平做了结论。他说对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我们同毛主席与洛甫、博古等也作过一番讨论，认为在目前，‘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更适合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作为一种前进的文艺集团的标帜是可以的，但用它来作为组织全国文艺界的联合战线的口号，在性质上是太狭窄了。其实，双方都无根本的冲突。至如‘国防文学’只是文艺家联合的标帜的那种理论却是错误的，因为它犯了形式与内容的不一致的错误。文艺家在‘国防文学’的旗帜下联合起来，而在创作上却不以‘国防文学’为范围，那是不对的。我们喊着这个口号，必须按照这个口号所规定的工作努力”。 这篇报导用英文发表在上海《今日中国》的报纸上，作者的英文署名是L.Insun。收入《西北特区特写》一书，这本小册子出版的时间是一九三八年七月[3]。 其次，周扬的文学观念特别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这与毛泽东不谋而合。周扬的文学观念集中体现于1932年的三篇论文《关于文学大众化》《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读〈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与《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中。如在《关于文学大众化》里，周扬认为新的典型的革命作家“不是旁观者而是实际斗争的积极参加者。他不是隔离大众，关起门来写作品，而是一面参加着大众的革命斗争，一面创造着给大众服务的作品……他的立场是阶级的，党派的，因为他懂得‘对一面于现实的深刻的客观的认识是在正确的党的评价的基础上找出它的艺术的表现’，这就是伊里奇的所谓阶级斗争的客观主义”[4]。在这里，周扬道出了毛泽东心目中的“革命作家”最主要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