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冰莹对国统区抗战文艺的认同与疏离

      

       《黄河》月刊创刊号

       “长安倦旅雪中行，香米园西遇女兵。号角诗筒同一吼，黄河从此怒涛生。”①这是1940年初，诗人卢冀野在古城西安拜会谢冰莹时现场题赠的一首诗。是时，有着北伐女兵、知名作家之谓的传奇人物谢冰莹又有了另一种身份——《黄河》文艺月刊主编。有资料称，这份号为“国统区纯文艺刊物”的《黄河》自1940年创刊，1944年休刊，再到1948年复刊期间始终受到国民党当局胡宗南部的支持，因而后人在对其刊发的抗战文艺给予积极肯定的同时，又往往将其定位于国民党党报、党刊的位置，从政治文化领域批评乃至否定。不过据笔者考证，《黄河》的创办发行虽受政治力量影响，但曾为左翼作家的谢冰莹亦是凭借独特的编辑策略，力图使刊物远离党派纷争的干扰。更为关键的是，谢冰莹既是《黄河》主编，在创刊、编辑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又作为最重要的撰稿人之一发表了为数众多的各类作品，对刊物的发行、销售影响极大，并在相当程度上将《黄河》办成了能够引导战时文艺思潮、激励民众斗志、净化民风民俗的西北知名抗战文艺期刊。

       1940年2月28日，《黄河》创刊号在西安出版。编辑部和出版、发行方新中国文化出版社设在西安香米园德化里38号，此时距谢冰莹1月17日自重庆到达西安仅月余。对于创办《黄河》的原因，学界仅有的几篇研究文章多以西北文艺事业荒芜、诸多文艺青年渴望精神食粮为因，推断谢冰莹与文艺界同仁想要改变这一现状，遂“来到西安，开始筹划主编当时西北国统区内仅有的大型文艺刊物《黄河》月刊”。②不可否认，相对于重庆、桂林、昆明等文艺活动繁盛城市，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国统区抗战文艺确实颇为“荒芜”，而“《黄河》自出版以来”，就“以余力经常举办文艺活动，把西北广大的青年文艺爱好者，已成名的及未成名的文艺作者组织而团结起来，以《黄河》为活动的中心，经常保持密切的联系，予青年文艺爱好者及有志于文艺工作者以有力地领导和指示。”③然而，这并非《黄河》创办的真正原因，也非谢冰莹不远千里奔赴西安主编刊物的直接原因。

       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中央所在的西北成为国民党重点盯防区域。1938年10月胡宗南率部进驻西安，既为抵御日寇西渡黄河侵占西北，又严防中共势力发展壮大。1939年胡氏升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逐渐控制西北及晋南豫西地区的军政大权，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北王”。为了执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的“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方针，他以几十万兵力封锁陕甘宁边区，又组织各种力量围剿进步文化。为此，先后在西安创立了各类军事训练学校、政工人员训练班，如中央军官学校第七分校(简称为七分校，校址在长安王曲)、中央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简称战于训练第四团或战干团)，以培养为其服务的军政人才。后又“派专人组成了两个规模较大的出版机构，一个是‘新中国文化出版社’，一个是‘新中国印书馆’，并打算按照商务印书馆的经营方法，使这两者相辅相成，进而囊括西北文化出版事业，为反动统治服务”④。据时任战干团教育长的乐典回忆：新中国文化出版社“归战干四团葛武棨、蒋坚忍实际领导”，“任务是宣扬‘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思想’”。经费(包括水、电、房租，连工友勤杂人员的薪饷及服装)都由战干四团报销。出版社“设社长一人，由胡宗南特邀正在休假一年的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缪凤林到西安担任，副主任一人由洪轨兼任。下设两部：一、编辑部：聘谢国馨、谢冰莹、王佛崖、黄震遐、鲍毓章为专职编辑，乐典、张佛千等为兼职编辑；二、出版部：由战干四团派朱某、王某负责，此外，还有几个工作人员。”⑤此外，著名报人徐国馨也著文佐证，“‘新中国文化出版社’工作人员，多是由七分校、战干团或‘长官部’抽调的。一般职员多带‘中尉’、‘上尉’之分；主任、科长有‘少校’、‘中校’之别；而社长、主编，则多是带着‘上校’、‘少将’头衔去的。”⑥由此来看，负责《黄河》出版发行的新中国文化出版社确有深厚的政治背景。

       有军政人才为基础，有出版机构做支撑，胡宗南借此创办了一批内部发行或公开出版的军事、文艺刊物，前者如七分校内刊《王曲》、战干四团内刊《战干》、游击干部训练班内刊《游击》；后者则有《思潮》月刊(谢国馨主编)、《士兵知识》(王佛崖主编)、《军学月刊》(黄震遐、乐典出版)、《国土》半月刊，而谢冰莹主编的《黄河》亦属此类。至于因何担任主编，谢冰莹曾在《我战时的文艺生活及其他》一文中提及：我“受邀编辑《黄河》，见到新中国文化出版社社长郭增恺先生，他一见我就说，‘我和令兄谈过几次，请你来主编《黄河》，是最恰当的人选，因为你认识文化界的朋友不少，多写几封信发出去，不愁没有稿子源源而来，将来说不定随时要扩充篇幅呢，我们要多准备一些资金才行。’”⑦按照谢氏的说法，能受邀主编《黄河》是因为自己在文艺界略有“文名”，出版社的相邀之举，也纯属文艺界事情，似与其他无关。但曾效命于胡宗南部且参与其中的文戈庄，却对创办《黄河》及邀请谢冰莹担任主编一事有更加详细的描述：胡宗南在西安建立了各种训练单位后，“有鉴于官兵精神食粮之缺乏，文化事业之不振，乃于二十八年秋成立新中国文化出版社”，由谢冰莹的三哥谢国馨主事，“计划出版大批有关军事、政治及文艺、哲学等丛书，另外发行文艺、科学、军事、政治性质之四大刊物”。而当谢国馨与胡宗南谈及“有妹谢冰莹者对编撰文化刊物有专长时。先生(胡宗南)立命其电催谢冰莹来西安”。由此可见，谢冰莹远赴西安的主使者当为胡宗南，而邀请目的也很明确，即编辑四大刊物之一的文艺刊物。当时谢冰莹因盲肠炎由老河口转至重庆治疗，在接到其兄的电报后也曾质疑过主编文艺月刊的宗旨是什么，发行人又是谁，稿费是否可靠等问题。但“其兄第二次电报又至，告以不必疑虑，开展大西北文化运动的计划已拟定，胡先生之魄力了不起，眼光远大，出版社前途不可限量，千万要来”(引自文戈庄《胡宗南先生与国民革命》，台北《浙江月刊》，1988年第9期)云云。谢冰莹遂决定到西安应聘。在抵达西安的次日，胡宗南即洗尘宴请，在席间告曰：“我们距延安太近，需要多做一点文化工作来感化那些迷途而不知返的青年，同时几十万国军在西北作战，没有精神食粮是不行的，所有特地请你来帮忙，主编一个文艺月刊。”⑧有军政要人胡宗南的盛情邀请，又有三哥谢国馨的大力支持，抗战爆发后就在抗日前线从事文艺抗战且有志于此的谢冰莹欣然受命，席间建议以“黄河”为刊名，胡宗南自然赞成，《黄河》文艺月刊由此而生。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