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崔万秋(1904-1990)是被严重污名化的一位，其价值也因这种污名化而被长期漠视。1924年9月至1933年3月，崔万秋留学日本，就读于广岛高等师范学校(1930年升格为广岛文理科大学)。留日十年，他广交日本朋友，翻译日本文学作品，成为“日本通”。1933年3月回国之后，在上海《大晚报》任职，担任《大晚报》副刊《火炬》主编四年多。“七七事变”发生之后，他进入政府宣传部门，凭借自己熟练的日语和对日本的深入了解，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了特殊贡献。抗战结束后，1945年9月，他应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邀请，到上海负责对日文化接收方面的工作，任少将高级参谋。1948年，他被民国政府派往东京担任驻日代表团商务代表，从此离开中国大陆，开始了二十余年的外交官生涯，直到1971年退休。1977年，73岁高龄的崔万秋居住在美国西部的奥克兰，闭门读书，不问世事，却因中国大陆审判“四人帮”，戏剧性地一夜之间成为名人——因为四十年前他在上海编《火炬》的时候发表过张春桥“攻击”鲁迅的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并且“吹捧”过江青，因此被与“四人帮”捆绑在一起。对此，崔万秋感到冤屈与无奈，说：“我国有句俗话：‘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想不到竟应验到我身上。”① 本文主要讨论崔万秋与鲁迅的关系。二人的关系并不限于崔万秋发表过张春桥“攻击”鲁迅的文章，而是长期的、多方面的，涉及三十年代上海文坛上乃至现代中日文学关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正是在揭批“四人帮”的高潮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十六卷本《鲁迅全集》在鲁迅诞辰100周年的1981年出版，因此，《鲁迅全集》注释中的相关条目同样对崔万秋进行了污名化处理。到了2005年，这套《鲁迅全集》出版修订版，关于崔万秋的注释有了很大进步，但依然存在明显错讹。现在，相关史实需要重新梳理，鲁迅与崔万秋的关系也需要重新认识。 一、崔万秋的生卒年与政治身份 鲁迅日记中十次写及崔万秋。第一次是在1928年7月10日，曰：“收崔万秋所寄赠《母与子》一本。”其余九次均在1933年。1933年3月共三次——19日日记记有“下午得崔万秋信片”，21日记记有“得崔万秋信”，22日记记有“复崔万秋信”。4月两次——日日记记有“得崔万秋留片并《申报月刊》一本”，27日日记记有“晚得崔万秋信并《セルパン》(五月分)一本”。6月19日日记记有“得崔万秋信”，7月31日日记记有“上午得崔万秋信，下午复”，8月1日日记记有“得崔万秋信”，12月13日日记记有“得崔万秋所寄《新路》一本”。鲁迅书信提及崔万秋仅一次，即在1933年7月8日写给黎烈文的信中。公开发表的文章涉及崔万秋的，是《伪自由书·后记》(写于1933年7月20日)。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十六卷本《鲁迅全集》(下文简称“旧版《鲁迅全集》”)第一次对崔万秋做注释，是在崔万秋出现于《伪自由书·后记》的时候，即这篇“后记”的第19条注释。曰： 崔万秋山东观城(今与河南范县等合并)人，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当时《大晚报》文艺副刊《火炬》主编。② 鲁迅致黎烈文信的相关注释沿用了上面这条注释，只改动了个别字词。③该注释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出生时间失注，二是“特务”身份可疑。崔万秋生于光绪三十年(甲辰)五月十六日，即西历1904年6月29日。崔去世后安葬于美国旧金山柯尔玛(Colma)，据墓地照片，墓碑上的出生日期写做1904年3月6日，这不符合崔万秋的自述。无论是阴历还是阳历，都不是3月6日。所谓“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在1980年前后的中国大陆是反动的政治身份，但这种判定根据不足。崔万秋本人矢口否认，崔的友人也给予批驳。据笔者所见，判定崔万秋为“复兴社特务”的根据有两个。一是沈醉1977年1月8日做的说明：“我于1932年冬参加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后，便在特务处上海特区当交通联络员，崔万秋当时已参加了特务处，是特务处上海特区领导的直属通讯员，每月薪金八十元”，等等。二是南京解放后，公安人员从国民党保密局遗留的档案中查出“情报人员”登记卡，其中有崔万秋的卡片。④但是，这两个根据都有可疑之处。沈醉(1914-1996)本人曾是国民党大特务，担任国民党军统局本部处长，历史复杂，解放后受特赦逃脱牢狱之灾、保全性命，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他对三十五年前的事情会有如此清晰的记忆吗？崔万秋1933年3月回国，1932年尚在广岛留学，当通讯员领薪金多有不便。沈醉有可能是在1977年这个时间点上，为了配合相关部门搜集“四人帮”罪证的工作，证实江青、张春桥的“历史罪恶”，不得已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作伪证、夸大其词。“情报人员”登记卡能够证明崔万秋的特殊身份，但是，仔细看这张卡的照片会发现，“制卡年月”栏写的是“三十6年4月”(阿拉伯数字为手写体)，即1947年4月，此时崔万秋离开《火炬》已经整整十年，在抗日战争中从事情报搜集和对日宣传工作，为国家做出了贡献。此时，他作为“情报人员”登记很正常、很光荣。 崔万秋是中国青年党党员，未曾加入国民党，大概很难做真正的“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尽管有可能参加外围组织、当“通讯员”之类。据其女儿崔志洁、女婿郑洪的悼念文章《悼念与追思》⑤所言，崔万秋不仅不是“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反而因其青年党党员身份受到国民党压制。1925年8、9月间，崔万秋在日本加入主张“国家主义之精神，民主政治之原则”、抵制共产主义的中国青年党，此后一直是坚定的青年党员。他在广岛成立了青年党支部，翌年作为留日学生代表到上海参加第一届中国青年党全国代表大会。1946年中国青年党在上海创办《中华时报》，他出任副社长兼总编辑。1988年11月25日，青年党第十五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台北召开，时年八十四岁高龄的崔万秋，依然作为旧金山华人代表前往参加。在其青年党同志刘子鹏看来，崔万秋对抗日战争贡献很大却未能正常升职(仅做到“大使馆”参赞)，原因即在于国民党排挤党外人士。⑥事实上，如下文将会涉及的，1933年，崔万秋甚至因其国家主义立场和青年党党员身份被曾今可告发。所以，如果介绍1930年代初崔万秋的政治身份，应当是中国青年党党员，而非“国民党复兴社特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