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出版至今已经整整90周年了。此书虽然在鲁迅生前出版的作品集中篇幅最为短小，在鲁迅文学创作史上却占着一个特殊而极为重要的位置。如何理解《野草》？海内外学界一直在认真探讨，新见迭出。笔者新近考定的鲁迅亲撰《野草》出版广告，或可视为对研究《野草》不无裨益的一个小小的新收获。 《野草》所收23篇散文诗最初陆续刊载于北京《语丝》周刊，第一篇《秋夜》刊于1924年12月1日《语丝》第3期，最后两篇《淡淡的血痕中》《一觉》同刊于1926年4月19日《语丝》第75期。①四个月后，鲁迅就离京南下，执教于厦门大学国文系了。半年以后，鲁迅继续南下，于1927年1月到广州出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 正是在广州期间，鲁迅开始了《野草》的编订。具体的编辑过程，鲁迅日记并无详细的直接记载，但留下了关键的一条。1927年4月28日鲁迅日记云： 寄小峰信并《野草》稿子一本。② 显而易见，这天鲁迅把已经编好的《野草》书稿寄给还在北京的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交其付梓。而在此前两天，鲁迅完成了《〈野草〉题辞》。这篇有名的《题辞》篇末落款正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鲁迅记于广州之白云楼上”，③在时间上完全衔接。 有必要指出的是，当时北京未名社曾有希望出版《野草》之议，负责未名社出版部的韦素园曾写信向鲁迅提出，以至鲁迅在1926年11月21日致韦素园信中明确表示：“《野草》向登《语丝》，北新又印《乌合丛书》，不能忽然另出。《野草丛刊》也不妥。”④也就是说，鲁迅并未采纳韦素园的提议，仍打算把《野草》交给正印行《语丝》和出版“乌合丛书”的北新书局出版。后来《野草》果然作为“乌合丛书”第七种也即最后一种出版了。作为补偿，鲁迅把一直在未名社主办的《莽原》上连载的“旧事重提”系列散文交给未名社出版，书名改定为《朝花夕拾》，列为鲁迅自己主编的“未名新集”之一。 也因此，编定《野草》之后，鲁迅立即续编《朝花夕拾》。他在1927年5月1日所做的《〈朝花夕拾〉小引》中提到了他编辑这两部书稿时的心情：“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看看落叶，编辑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前天，已将《野草》编定了；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莽原》上的《旧事重提》。”⑤这“前天”即1927年4月29日，比寄出《野草》书稿的4月28日晚了一天，很可能是鲁迅笔误。 从鲁迅寄出《野草》书稿，直到1927年7月《野草》由北京北新书局推出初版本止，鲁迅与李小峰和上海北新书局的通信统计如下： 5月18日得小峰信，八日发自上海。 5月19日寄小峰信。 6月8日复沪北新书局信。 6月18日下午寄小峰信。 6月27日寄小峰译稿三篇。 7月3日晚寄小峰信。 7月9日得小峰信，一日发。 7月19日午后得小峰信，十三日发。 7月20日寄小峰信。⑥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抄录鲁迅日记，无非是要证明，李小峰已在5月上旬从北京到了上海，负责上海北新书局和《北新》周刊的事务，而《野草》书稿则留在北京，仍由北京北新书局印行，《野草》初版本版权页上也已印明：“北京东厂胡同西口外迤北北新书局发行”，⑦鲁迅此时寄给上海李小峰的信和稿大都与向《北新》周刊投稿有关。 《野草》原计划作为鲁迅主编的“乌合丛书”第六种出版，2005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第八卷《集外集拾遗补编》中，已收入了鲁迅所撰《〈未名丛刊〉与〈乌合丛书〉》印行书籍广告。这份广告初刊1926年7月未名社初版《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台静农编)版权页后的广告页。其时，《野草》并未编就，所以，“乌合丛书”的广告仅列入了前五种，即《呐喊》(鲁迅著，四版)、《故乡》(许钦文著)、《心的探险》(高长虹著)、《飘渺的梦及其他》(向培良著)和《彷徨》(鲁迅著)。《彷徨》的广告，因《彷徨》尚未出书，还只是预告“校印中”。原定的第六种《野草》则还未编成，其广告并不在内，完全在情理之中。 那么，《野草》有没有出版广告呢？答案是肯定的。《野草》出版广告刊于何处？就刊登在1927年7月《野草》初版本版权页之后的广告页“乌合丛书”广告第三页。该广告页重刊了《〈未名丛刊〉与〈乌合丛书〉》印行书籍广告，包括已经出版的《彷徨》广告，只是删去了“校印中”，改为“实价八角”。但在《彷徨》之后，新增了一则《野草》出版广告，全文照录如下： 野草实价三角半 《野草》可以说是鲁迅的一部散文诗集，优美的文字写出深奥的哲理，在鲁迅的许多作品中，是一部风格最特异的作品。⑧ 这则《野草》出版广告也出自鲁迅之手，如何证明呢？可以从远因和近因两个角度来考察。 远因是鲁迅给自己的著译撰写出版广告由来已久。早在青年时代，他与周作人合译的第一本也是他文学生涯的第一本书《域外小说集》的广告，就是鲁迅自己所撰。⑨说鲁迅是中国现代作家中给自己的著、译、编和翻印的书刊撰写广告最多的一位，应该是能够成立的。⑩因此，从理论上讲，鲁迅为《野草》撰写出版广告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