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场论争，发生在我与沈鹏年之间，分歧是毛泽东生前究竟见没见过鲁迅。争论从1982年展开，迄至2009年基本结束，其间持续了27年。序幕是沈鹏年1982年2月在《书林》杂志第1期发表的《周作人生前回忆实录：毛泽东到八道湾会见鲁迅》，尾声是沈鹏年2009年出版的《行云流水记往》一书的《后记》。然而“曲罢人犹在，余音尚飘空”，这个问题尚未彻底解决，仍留下了一条尾巴。 早在1982年末，我就在《一场应该结束的辩论》一文中说过：“本来，研究鲁迅与毛泽东的关系，应该着重考察这两位伟人思想上的相互影响，是否见过面本身并不能说明实质性的问题，不值得详加考证。但鉴于沈鹏年的文章代表了一种不良的学风，而这种学风当前又确有一定的市场，因此撰文批驳就并非完全多此一举了。”为了揭穿沈鹏年“真伪杂糅”的手法，我先后撰写了五篇批评文章，除公开发表之外，还全部收进了《鲁迅史实求真录》一书，1987年9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此后，我的观点已经成为鲁迅研究界的共识，只有两三位跟沈鹏年关系比较特殊的人断断续续的写些短文，对他的说法表示支持。可以说，我跟沈鹏年之间的交锋已经偃旗息鼓，因为我再未读过他正面跟我榷商的文字。 然而，在《行云流水记往》一书的《后记》中，沈鹏年却特意引用了刘金先生撰写的一段文字：“毛泽东会见鲁迅说，最初是原上海市政协委员、虹口区副区长、革命老干部张琼所提出，其时是1978年，我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有机会看到虹口区文化科钟向东整理的这份材料，题为《张琼同志提供毛主席曾与鲁迅会面的史料》，这份材料经虹口区委打印分发有关部门，并存档……此时张琼年已79岁，身患肺癌，为了对党和人民负责，委托他的学生沈鹏年找旁证，写文章为她作些澄清。”接着这段引文，沈鹏年理直气壮地说：“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张琼纪念室’公开陈列了张琼有关此事的历史档案材料……文证俱在，何用词费”，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留下了一条尾巴”。就是因为这条“尾巴”，一个原本已经基本澄清的问题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因为一般读者并没有机会读到张琼的回忆材料，因而对其中的是非曲直无法判断，所以我有必要再多费一些口舌。 2016年5月，我利用出差之机，特意去调阅了这份回忆材料。那么，“公开陈列”的有关回忆中究竟说了一些什么呢？这篇题为《毛主席曾与鲁迅会面的材料》开头写道：“最近向张琼同志了解我国大革命时代的一些历史情况时，张琼同志谈到他的爱人贺树同志曾对她讲过毛主席1918年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曾与鲁迅多次会面的情况。” 据有关档案介绍，张琼(1902-1981)原名朱舜华，曾加入新民学会，1922年入党，1923年与中共党员贺树结婚。向这位老党员了解大革命时期的情况，当然很有必要，非常恰当。然而其中涉及到鲁迅的事情，据她说全部是从丈夫贺树那里听来的，而贺树本人已于1947年病逝于上海。这也就是说，她提供的全部“史料”都是第二手材料，而这些材料又全都是三十多年前听来的。一位79岁的老人，身患肺癌，回忆三十多年前听来的事情，与史实有出入当然是难免的。我们难于苛责回忆者，应该谴责的倒是那些对失实材料再加以廓大，有意进行歪曲、利用的人。沈鹏年是电影《鲁迅传》资料组负责人，又编过一本《鲁迅研究资料编目》，他不应该对鲁迅生平史实如此陌生! 张琼是如何谈到鲁迅跟毛泽东会见的机缘呢？这份“史料”的说法是：“据张琼同志回忆：贺树同志于1918年在北大旁听鲁迅先生的课，遇到以记者身份经常来北大的瞿秋白，由瞿秋白的介绍认识了鲁迅。第一次见面，瞿秋白指着贺树对鲁迅说：‘他是拜倒在先生脚下的。’鲁迅问：‘那位图书馆的怎么没有来？’瞿秋白当时想不起鲁迅指的是谁，贺树说：‘是指我的同学毛泽东。’说着将毛主席的住处告诉了鲁迅先生。” 以上短短几行引文中至少有三大错讹： 一、鲁迅五四前后的书信和日记中，绝无有关贺树的记载。如果贺树“拜倒在鲁迅脚下”，双方交往频繁，在书信、日记中绝对不会了无痕迹。二、鲁迅在北京大学兼课始于1920年8月2日，此前鲁迅仅在教育部任职，贺树1918年怎能旁听到鲁迅开的课呢？再说，瞿秋白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记者的身份到苏俄采访也是1920年的事情。有人说，会不会记录有误，把1920年写成1918年了呢？那也不对!1920年鲁迅虽然在北大兼课，但毛泽东1919年初已到上海参加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已经无法到北大旁听了。毛此后重返北京，是代表新民学会组织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活动。三、据张琼说，瞿秋白是贺树跟鲁迅结识的介绍人，听那口气，似乎瞿鲁之间相当熟识。真实的情况是：在1932年5月之前，鲁迅跟瞿秋白就根本没有见过面。那铁证，是1931年12月5日瞿秋白致鲁迅的那封著名的信。瞿秋白在信中动情地写道：“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1918年瞿秋白还是俄文专修馆的一位学生，几乎断绝了跟朋友的交往，当然更不会跟比他大18岁的鲁迅交朋友。他确曾到北大旁听过课程，但听的不是鲁迅的课，而是胡适开设的“中国哲学史”。试想，瞿鲁之间如果此前在北京曾有亲密接触，那上封信中“没有见面”的提法就没有来头了。既然五四前后瞿鲁连面都没见过，那瞿秋白介绍贺树结识鲁迅岂不是子虚乌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