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当代文学史料，“年代学”似乎是很难回避的一个问题。尽管相比于具有悠久历史的古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年代显得短暂，但它迄今为止，毕竟也走过了近70年的历史，是现代文学时长的两倍还多。更为主要的是，当代文学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它的浩瀚巨量的史料存在，使任何一位学者都会感到无所适从。于是，对之做分段的“年代学”的切割研究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这是人类有限的生命个体面对无限繁复绵长历史对象所做的无奈而又不失智慧的一种选择，也是中外古今文学及其史料研究的一个普遍规律。当然，作为一种研究路径与方法，我也深知“年代学”因强调“时段”或“代际”差异往往容易忽略历史的同一性和连续性，而导致将复杂的精神文化问题简单化和绝对化。所以在本文研究中，有意将其纳入如标题所示的当代文学“整体性视域”并与政治、历史、文化打通，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地减少这种范式的弊端。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两个80年代的关联 当代文学“年代学”研究，在当下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以“新概念作文”引发的“80后”研究(如韩寒、郭敬明)，以及后来由此延展的“70后”、“90后”研究，它是以作家年龄为主的“年代学”研究；还有一种是以历史时段为对象的“年代学”研究，属于历史或曰“文学断代史”的研究，这也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传统(习惯说法是三个“30年”)。在此以前，当代文学研究较为集中、成熟的年代研究，主要是“十七年”，或曰50-70年代研究；80年代及此后的研究，往往将其与90年代捆绑在一起，用“新时期”“新时期以来”“八九十年代”“世纪之交”“转型期”等有关概念来概括，并一概纳入文学批评或准文学批评的范畴。 这样一种“年代学”的划分，对古代文学来讲可能会感到有点不可思议——不过就是几十年时间吧，值得那么认真吗？但且慢，这是现当代文学而不是古代文学，不同学科对时间即“年代”有不同的认知与要求，也有不同的意义与价值。对于只占古代文学五十分之一左右的当代文学来说，它之所不同于古代文学，习惯于对研究对象做短距离的观照，不仅是因为这个新兴学科的时长原本就比较短促，同时还在于文学在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现代化的驱动，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快节奏速度推进。缘此，王国维所说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在当下就有了特别的内涵。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代文学研究较之古代文学研究对时间特别敏感，时间之对当代文学研究具有特殊意义的原因之所在——不是有句戏言，说当下文学是“各领风骚三五天”嘛! 也许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文革”文学及其史料研究更重要，更有价值。从“年代”的特殊性的角度来看，应该说是有道理的。但在当下它还没有到了“将历史还给历史”的时候，史料研究的基础和条件也不具备。所以研究工作很难推进，即使已进入，并有阶段性成果的，现在大多也处于停滞状态。这样，切实可能的也许只有向“文革”两头的“十七年”和80年代延展。“十七年”当然是当代文学史料的重心，它是这个学科离今最远、也是最需要和最有可能“历史化”，并且是现如今当代文学研究用力最多，文学史料研究成果相对最为丰富和集中的一个年代，这种状况在现在和将来恐怕还要延展相当一段时间不会改变，甚至更加突出。但作为学术研究不能老是停留在原地不动，需要寻找新的节点、生成点来进行突破。正在此情形之下，随着时间的推演和整体学术由虚向实、由论向史、由价值论向谱系学的转换，大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5年前后，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逐渐兴起了一股影响较大的“重返八十年代”的学术思潮：先是90年代初，谢冕在北大中文系开办的“批评家周末”及其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和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等书中，80年代文学受到引人注目的“重说”；紧接着是张旭东在《读书》杂志发表的《重返八十年代》一文，对“重返”问题做了较为系统和细致的清理；最后是2005年，程光炜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准备后，再次提出了“重返八十年代”，并带领他的博士研究生正式投入了这项“年代学”工作，开始陆续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①。当然，如果不那么拘泥，再超越一些，将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甘阳主编的《80年代文化意识》和马国川的《我与八十年代》也纳入视域，那么，它的提出及实践的过程和意义也许可以看得更为清晰。 我们知道，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整体观”提出之后，一段时期内，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编写呈现出了崭新的景象，“近代”“现代”“当代”彼此“打通合一”已成为不少学人的追求。但是，正如孟繁华所指出的：具有吊诡意味的是，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来看，当代文学并没有被废除，“当代文学在百年中国文学史中的特殊性，是它能够相对独立存在的基本前提。它所承载的巨大的历史内容，仍然是我们今天无可回避的精神难题。如果是这样的话，程光炜将‘80年代’‘另辟一章’，与我们对‘当代文学’的理解就有了同构关系。”②这里所说的“同构关系”，其意义和价值主要在于：(一)它超越了先前比较简单也是具有浓厚社会政治学色彩的“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或新时期以来文学)“三分法”的思维眼光，开始从深层学理上辨识它们彼此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认识到80年代是处于前后“转型”的特殊时段。这样，80年代便获得了独特而又重要的地位，使它从含混的“八九十年代文学”或社会政治意义的“新时期文学”那里独立离析出来。当然，关于这个话题，查建英、甘阳、马国川在其《80年代访谈录》《80年代文化意识》《我与八十年代》中也都说过，其中查建英的《80年代访谈录》还产生相当广泛的影响，某种程度上还有点“80年代学”的味道。但它主要对当年曾经经历的现象、事件和人物及其背后历史、文化动因做深入的剖析、批评和反省，主要着眼于“文化问题”③，至于马国川的《我与八十年代》，主要是想“梳理一下改革开放的思想源流”，为自己置身的喧哗和躁动年代的迷惘而“解疑释惑”④，属于思想文化范畴，所以都不约而同地把“激情”这个词当作80年代的“底色”。这与我们上说的将其放在整体70年的“年代学”中，由第一步的“历史性清理”走向第二步的“史料发掘工作”⑤，并不是一回事。(二)从研究队伍来看，这次提出并实践的“重返”的学人尽管比较复杂，各个年龄层次都有，但就其主导观念和影响来看，我以为还是以“50后”学人，起码是以他们为主。自然，这与他们曾经有过的80年代的人生经历有关。正因此，面对当代文学史料，他们做出了不同于洪子诚等上一代学者的选择和处理，将研究重心转到了80年代文学史料上来——如果说洪子诚等上一代学者学术旨趣主要体现在“十七年”文学史料上，那么“50后”学人的学术优势主要体现在80年代文学史料上。这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真正的学术，纸背后面有人生和生命的东西，而不是简单静态的死物。这大概就是罗克齐为什么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将历史形式分为“历史”与“编年史”两种，认为前者是“活的编年史”，后者是“死的历史”用意所在。⑥同时也说明，同样是文学生产和文学活动，不是所有的年代都是等值的，尤其是对研究者来说，它还有一个根据整体性的“认知性装置”进行选择的问题。因为年代是历史(文学史)的年代，只有将其置于文学史的视域中，才有可能对之做出合历史合目的的选择和处理，知道选什么、怎样选。而要做到这一切，无疑是有相当难度的，它对研究者的知识素养和综合研究能力提出相当高的要求，并不是人人都做得到、做得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