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关系的省思 王建民（中央民族大学）/《西北师大学报》，2018.3.30～35 “文化自信”是指对于自我群体文化的信心、信赖和认同。从中国语境来说，文化自信就是对于中国文化，包括中国各民族、各地方文化的自我认同与尊崇。文化自信是由文化中的个体所表达的，又与所在群体的态度和立场密切相关。从群体性来说，一方面，体现为特定的群体成员对于自我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也受到群体内其他人的压力和暗示的影响。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建构过程中，在公共知识生产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知识分子对于文化自信的取向和程度也会发生重要的影响。文化自觉是一个需要谨慎践行的自我反省和自我认识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特别是回顾和反思文化发展的道路和途径，汲取自身文化发展中的经验教训；还要理解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接触到的不同文化，在与其他文化的比较中，才能够真正摆正自我在当今多元文化世界中的位置。这样内外两个方面的对话，需要一种更为开放的视野、更为包容的态度，警惕和摒弃自我文化中心主义、自我文化虚无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倾向。 在谈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及两者的关系之时，我们也许会更多地考虑从中国自己的立场出发。前文的学科史追溯，则指向于一个特殊时期。在学科刚刚引进和起步时的思考和实践可能会更多地偏向于如何将西方舶来的学科加以反思和改造，使之成为中国化的学科建构和学术实践。然而，对于我们今天理解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关系依然具有启发性价值的，正是在对待文化的具有反思的自觉基础上，才能够实现真正的自信。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决不能只是停留在喊口号层面上，对于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关系的认识决不能停留在书本上，更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去具体化。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特别是如同儒、释、道这样具有深厚内涵的观念，体现在很多名言名著之中。中国各民族、各地方民众在长期生活实践中积累的包括宇宙观、道德观、价值观和审美观在内的文化观念，也有许多已经列入各种典籍之中。中国文化不仅是典籍化的文化财富，更是人们在实践中观察、认识和理解的结果。然而，当今世界如何从中国文化和国际视野庞大存量、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源库中，发掘、整理、调取与当今实践具有可恰性的资源，并适应变换的社会文化现实，付诸实际的行动，则是更为迫切而重要的。在这样一种学术思考和实践过程中，我们所做的工作才能够切合和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联系在一起，发挥出当代知识生产的价值。 论社区文化治理的命题取向 王列生（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软实力研究》，2018.3.5～13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总体社会价值诉求的最直接现实与极具挑战的前沿领域。但社区文化治理由于学科视野与知识范式的对象定位限制以及经济实力的不足支撑，尚未纳入基本公共服务的合法性义项编序中，没有成为民生基本保障意义上的政策工具实施对象。而在定性研究知识范式和定量研究知识范式两个维度上，社区文化治理命题都有其必然性和合法性。作为支撑诸如文化诉求等价值目标问题的文化治理技术方案，政策工具研究、平台工具研究和制度末梢功能框架研究等是形而上研究与形而下研究的均衡呈现，将有利于形成社区文化治理的“中国方案”。当这些形而下社区文化治理命题研究，升华至诸如价值研究，同时也就意味着由社会存在对象性问题转换为人类生存主体性问题，由此使社区文化治理在生存价值维度，进一步追问各种价值指向。不同价值实现过程以及可预期与不可预期社会价值后果的意义纠缠等，进而学理空间就在新的知识维度获得极大的空间延展与命题拓值。就我个人未必成熟的判断而言，无论自福柯以来还是伯明翰学派以来，抑或无论逻辑起点于文化社会学知识背景还是公共管理学知识背景，西方的公共文化政策研究文本以及极为具体命题的社区文化治理研究文本，似乎在这一维度的实际成果以及衍生出的成果文本形态，在已然性的所知知识界面，其所占比重有明显的“超重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