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8)03-0018-12

       [DOI]10.16783/j.cnki.nwnus.2018.03.002

       在20年前的1997年，费孝通在一次研讨会上特别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以应对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转型的发生。他所希冀的是一个民族对自己文化的深度了解，转而可以成为一种实际行动的力量，并借此种力量去获得一种美好生活的构建。费孝通的这一主张被今天的中国乃至世界完全接受，人们似乎越来越重视自己文化的新的文化转型的事实，使得这种主张不再是一种空想，而是一种再具体不过的日常实践。今天，没有人会否认越来越突显的中国文化自信的积极性的引导力，但是作为其前身的文化自觉，恰恰是能够使人获得文化自信的前提条件，没有一种自觉的开始，自然也就不会有一种自信的结果。文化自信可谓是文化自觉之树上结下的硕果，今天的人们无疑也会珍惜这种结果，但却又绝不会忘记它的存在前提的文化自觉。如果把这种发展的顺序颠倒过来，所谓的自信也就只能是一种空中楼阁了。

       一、问题的提出

       费孝通晚年所提出的文化自觉这一概念，可以看成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转型的1.0版，而在21世纪之初第17个年头，从国家总体性文化建设层面的文化自信概念的提出，则可以看成是一种文化转型的2.0版，是一个新时代在文化自觉与文化选择上的自我重新定位。这一前一后的改变，根本上体现了其内在一致性的关联以及顺应文化发展新时代的中国文化自身创造性转化发展的特殊性要求。可以肯定地说，费孝通在20年前提出的“文化自觉”的文化观，对于当下新时代的文化发展仍旧会有着一种启示性的新意义，这种启示一方面来自于对费孝通文化自觉思想的再解读、再认识以及再发现，而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对现实中国文化发展的新观察、新理解以及新把握。

       可以说，文化自觉是一个时代的反映，离开了此一时代，它也会变成一种没有任何意义的存在，文化自觉因此也是对这个时代的大变革的一种直接应对。费孝通是在其晚年，也就是87岁的高龄而提出这一文化自觉的概念，这是他自身对那个时代所涌动的文化新现象的一种最为敏锐和直接的反应，是在一种对话的语境之中被激发出来的，同时也可以看成是其一生学术思考的凝结、凝练和集中表达①。对于众多的文化实践者而言，所能真正感悟到的可谓是新的文化现象的不断涌现，他们会报告并转述所发生的现象和实际存在的问题，而作为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费孝通，因为对话语境而与这些来自基层的报道以及转述不期而遇，随之才会有体现出一种时代精神的文化自觉概念的提出。这无疑是一位文化的思考者和现实发生一种直接碰撞的必然结果，而绝非一种书斋式的学问所能真正企及的。而此种因果，又必然和费孝通早年所受到的社会学以及人类学训练密不可分，这些训练决定着其思考的方向。此类学问所强调的乃是费孝通自己后来所总结出来的“从实求知”的学理道路，即从真实的现实生活中去发现新的问题，提炼新的概念，形成有创新性的理论，而非书斋中的那套凭借书本、数据以及遐想的一种自我创造。

       很显然，方法和道路在决定着实际发生的结果。费孝通自己做学问的方法根基上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而其思考的方式则是社会学的，是从社会之中去思考社会，而文化则是社会构成中最为核心的要素之一，是一种带有统领意义的社会构成，而且很多时候甚至会高于社会本身，它是通过人心并经由人的行为而得以表达的。在这一点上，费孝通的从实求知到文化自觉概念的提出可谓是其思想的集大成，二者前后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前者重在知，后者强调觉，但都可谓是一种把人类学能够上升到一个新高度的中国智慧的表达，是其在20世纪80年代应对西方学术界最初所提出来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观念的一种更为清晰化和智慧性的表达，而在文化自觉概念提出20年后的今天，我们似乎看到了这种对于自己文化的自觉已经成为一种新时代不可阻挡的文化发展的大潮，它会在更高的维度上形成一种对于其自身文化的自信。

       简括言之，持久的文化自觉，其所造就的可能是一种无形的文化自信，这种自信显然是以物质和技术的发展为前提的，也就是随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物质环境的极大丰富以及技术手段的日新月异所必然会出现的对于文化自觉的一种实际诉求。而由此所带来的社会秩序以及文化观念的新调整，必然会倒逼人们去反省现实生活的种种新价值的构建，在这一过程中，也必然会出现一种新旧价值之间的博弈及冲突，这逼迫人们去重新发现文化在提供人们的生活价值上的种种正向引导的积极作用。文化自觉因此是我们如何或者应当回到人的存在价值上来的一种努力，也试图借此重构已经被现代化破坏了的周遭环境或被摧毁了的传统生活秩序，这无疑是来自文化自觉的一种努力，这种自觉的积累可以转化成为对自身文化存在的一种自信。

       很显然，文化自觉并不意味着在文化理解上的终结，更不是指到此止步不前，而是体现出文化可能有的一种复振新时代来临的征兆或者前奏，借此而拉开了一场文化发展大戏的序幕。在这一点上，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概念的提出起到了一种文化观念方向上的引领者角色的作用，这显然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发现的层次，而是作为文化思想者应对时局而提出来的一种文化引领性的观念。文化自觉预示着一种在中国日益突显的文化转型的来临，这种转型会进一步将中国引导到一种美好社会的道路上去。人们在生活日益富裕起来之后去逐渐思考让生活过得更为美好的问题。费孝通自己也曾经提出过“美好社会”的概念，这一概念是现代化发展到极端所必然有的一种反向追溯的心态投射，既看到了现代化的弊端和陷阱，更是看到了世界的冲突不断，难于“美人之美”的处境，试图去从文化上对此加以纠偏的一种积极正向的努力[1](PP.25-29)。现代化也许可以使一个国家变得更为强大，但不见得可以使之变得更为美好，所有对现代性提出的怀疑以及批判的社会理论，从马克思到韦伯，从福柯到吉登斯，都在提示我们此种美好社会在高度现代化之后的可能缺失。而文化自觉的概念的提出必然是朝着美好社会构建的方向上去做的一种努力。而这种带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化转型，也必然是朝向美好社会生活构建上的一种转型，至少出发点是朝着这个方向上的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