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西来说”(以下简称“西来说”)最早系西方一批传教士想象性的假说，此说自清末民初传入中国，竟很快传播开来，一度被写入中小学教材。自此说形成以来，有关讨论及其批评就没有停止。总的来说，从最初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下一些中国学人较为轻率地接受“西来说”，到随着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背景下中国学界对“西来说”展开自觉的甄别与批判，见证了现代中国文明面向世界文明的自识与自信。尽管从主流文化价值及其理论意识看，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已经摒弃了“西来说”，但在很多场合，“西来说”仍然保留下来，且不只是某种无涉主流思想的街谈巷议，而是时常影响到严肃的学术理论探讨，其蛊惑性不可小觑。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及显著的中华文明复兴态势，人们在关注中华文明将如何影响世界历史及其文明结构的重建时，再次将目光聚焦于中国文明的起源。在这一境况下，长期以来存在的考古研究似不利于论证中国文明起源的焦虑，近些年流传的“中国人种非洲来源说”的冲击，以及网络上种种类似意见的喧嚣鼓噪，使得“西来说”再度泛起。在当下背景下，我们仍然有必要展开对“西来说”的辨析与批判。关于“西来说”的评价，不只是在科学考古层面，也有必要在哲学及其文明论方面展开，辨识“西来说”谬误的关键，根本并不在于史前文物的追溯及其考证，而在于文明自觉，即在于面对人类历史文明特别是自近代以来展开的世界历史文明的重构，对数千年中华文明传统的清晰的自我辨识及其确证。我们今天应在一个更为开放的世界格局中展开中国文明的自觉，并在此视域内重新辨析和评判“西来说”。 一、“西来说”种种 所谓“中国文明西来说”是一个笼统的称谓，实包含多种具体的说法。在这方面，学界已经作过较为细致的梳理与分析。结合有关资料，可以把“西来说”大致分为如下诸种。 1.埃及说 这实际上是17世纪由一批西方传教士提出来的。一般以为埃及说是由德国耶稣会教士基尔什尔(A.Kircher)在《埃及之谜》(1654)中最早提出，此说仍然可疑，不过此著明确提出中国文明源自埃及。在《中国图说》(1667)中，基尔什尔依据《圣经》的记载推断汉字的形成，指出埃及人在闪的子孙的率领下来到中国传授古埃及文，之后经历一些变化而成汉字。“古代中国人既系埃及人之苗裔，故其书法亦一尊埃及之旧，此非指文字之结构而言，乃指其自各种自然事物中提出之形象而言，中国人实藉此以表示其观念者也。中国文字之标记所以与其所欲表明之事物同其数量，其故即在于此。”①明眼人看得出来，如同许多传教士一样，这些断言很多是出于猜度与想象，并无史料上的支撑，但在当时却大大鼓舞了传教士的文化想象。1716年，法国主教阿夫郎什·胡爱(Huet)著《古代商业航海史》，认为除文字之外，中国民族在商业以及风俗等方面也起源于埃及。“就吾人所有之材料而论，埃及在东方之商业亦甚古而且盛，是吾人可以断言印度人商业之繁盛亦与埃及相当，盖印度人本埃及之重要商伴也。……然印度与埃及商业之相当既有古代史为之证明，则当吾人读史时，不能不信中国与印度两民族虽非全属埃及之苗裔，至少大部必属埃及人。”关于风俗，胡爱说：“在两群入侵印度之埃及人中，中国人尤堪注意。中国人对于本族之起源之感觉极灵，其习惯与埃及人极其符合；其正体与便体之两种文字；甚至语言，信轮回之说，养黄牛之习，亦复相似。而尤足以使予惊叹者，则中国人反对外国商人之入国，始终不变是也，此与斯特拉波(Strabon)所述古代埃及人之态度竟完全无异……”②17世纪之后，在明清之际以及清康熙帝时期，经过利玛窦与汤若望等人的努力，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日益频繁并且逐渐受到重视，西方传教士对以西方为源头来解释中国文明起源的做法已经理所当然，而汉学也在西方盛行起来。其中，德经父子影响甚大。老德经(Joseph de Guignes,1721-1800)著《匈奴突厥起源论》《北狄通史》等著作，1758年更是直接发表《中国人为埃及殖民说》，以汉字与古埃及象形文字之相似为据，甚至还“考证”埃及人迁居中土的具体年代。“吾于是深信中国之文字、法律、政体、君主，甚至于政府中大臣及全部帝国均源自埃及。而所谓《中国古代史》实即埃及史，弁诸中国史之首而已。”③小德经(Caretien Louis Joseph de Guignes,1759-1845)并不反对老德经在中国文明起源上的“埃及殖民说”，但肯定并致力于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学、天文历法、社会历史及其治理传统。随着对中国文明内涵研究的扩展，埃及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2.巴比伦说(连同土耳其说) 1894年，法国人拉克伯里(T.de Lacouperie)在《中国上古文明西源论》等著述中，基于语言、文学、艺术、习俗、历法、政治、宗教、伦理、神话、传说等各个方面，指出巴比伦文明造就了中国文明。拉克伯里推断，大概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居于巴比伦一带已有高度文明的迦克底亚—巴克民族，在酋长奈洪特(Nakhunte)率领下东迁，自土耳其斯坦、循咯什噶尔、经塔里木河达昆仑山脉，再进入甘陕，经与黄河中原诸族的征战，终成中华民族。在拉克伯里那里，奈洪特即中国传说中的黄帝，中国传说中的神农即萨尔贡王(Sargon)，但克(Dunhit)能造鸟兽形文字，便是中国传说中的仓颉；而巴比伦与中国的日历均是一年分十二个月与四季，包括闰月以及依金木水火土之日累积法等，都高度相似。拉克伯里的巴比伦说形成之后，虽然并没有得到欧洲汉学界的很高评价，但附和者仍然不少。近20年之后的1913年，与拉克伯里同属于牛津大学的鲍尔(C.J.Ball)在其《中国人与苏美尔人》中，更是通过比较古代中国文字与苏美尔会意字的相似之处来巩固巴比伦说。依鲍尔的研究，苏美尔文明的开端可溯至公元前4000年，正是阿摩利人建立的巴比伦文明形成的年代，巴比伦文明本身的苏美尔源头，竟在如此这般溯源性的“研究”中被想象成中国文明的更早源头。 在欧洲人建构巴比伦说的同时，一些日本学者也开始热衷于认同并传播巴比伦说。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合撰的《支那文明史》(1899)，不仅重复和巩固拉克伯里的巴比伦说，还列举巴比伦与古代中国在语言、文学、习俗、历法、政治、宗教、伦理、神话等等方面的相似性，“全面论证”巴比伦起源论，在当时的日本学界造成很大影响。 巴比伦说问世以后，连带着日本学界的推动，在20世纪初的中国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丁谦之《中国人种从来考》，蒋智由《中国人种考》，刘师培《国土原始论》《华夏篇》《思故国篇》，黄节《立国篇》《种原篇》等，皆赞成巴比伦说。此说在民国初年已为知识界很多人士所接受，甚至写进了当时的中小学教材，可见影响非同一般。就连郭沫若也曾表达这样的猜想：“商民族之来源实可成为问题，意者其商民族本自西北远来，来时即挟有由巴比伦所传授之星历智识，入中土后而沿用之耶？”④话里话外已然接受了“西来说”。 3.中亚说 18世纪晚期，随着中亚学研究的兴起，伴之以生物学及其人种学方面的辅证，又出现了中亚说。在这里，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想象，尽管仍是“西来”，但已是自西向东离中国本土越来越近，即越来越靠近现代中国疆域的西部。1775年，法国人巴伊(Sylvain Bailly)持世界文明同源说，认为中华文明乃是基本的一支，并大胆假定世界文明的起源应在“亚洲近北纬49度处”，此假说得到法国生物学家布丰(Buffon)的肯定，其后，俄国的B.皮瓦西里耶夫、G.格奥尔吉耶夫斯基及美国考古学家攀伯里等，也都主张中国文明起源于中亚。受西域学研究的影响，中亚说进一步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延展至帕米尔高原以西，而“西来说”之“西”也离中国本土越来越近，近到可以在现在中国疆域之内来想象中国文明的起源。德国人李希霍芬(Richthofen)即认为，新疆塔里木盆地就是汉人以及其他一些古老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此说看上去与在近现代中国流行的昆仑说混同，但是，我们后面会指出，二者完全是异质的，不可混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