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动态存在。一种文化的生命力，某种意义上取决于其丰富、生动的内部生态。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的伟大贡献，就在于将文化作为平行空间的动态存在，与政治、经济、社会发生对话。作为哲学原理和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需要实践层面的不断论证和文化生态的持续浸润。中国革命历史的壮烈进程，以革命者的热血和建设成就的辉煌记录着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次又一次伟大的胜利。基于这一认知，习近平总书记对革命文化自信的主张，描绘出融合当代中国本土文化生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宏伟的空间蓝图。 作为中国革命文化的代表，“沂蒙精神”的发生与发展、内涵与外延多维体现了东夷、齐鲁文化传统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恰切融合。2013年1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沂蒙精神展时指出：沂蒙精神要大力弘扬，沂蒙地区革命战争的历史不能忘记①，并高度评价“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②。立足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加以审视，其内部巨大的生命活力和逻辑张力极具传播价值和导向意义。借助“场域”理论为革命文化开辟出新的诠释空间，为沂蒙精神跨越场域的传播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一、场域与惯习：文化传播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承袭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被视作“法国最后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旗帜鲜明地反对传统文化研究中的主体—客体对立模式、理性/逻辑中心主义和孤立/静态研究方法，将文化“提升到一个决定性的地位”，认为当代社会是以“文化实践及其不断再生产作为基本运作动力”的③，并以“场域”为语境，深入剖析了文化作为资本与政治、社会之间的关联，及其作为权力生成受到的“惯习”影响，以此奠定了自己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全球影响力。 (一)作为概念的“场域” 布尔迪厄建构的“场域”，被定义为“一种多重位置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者构型(configuration)。……根据各种位置的存在及其赋予特定位置行为人或机构的定性因素，位置的属性得以客观限定”④。这里的“定性因素”，主要是指各种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⑤。 一方面，场域内部选项多元而无定论，参与者可任意组合搭配，旨在实施各自的竞争策略。种类丰富的选择结果既体现参与者创新性主观思维，也内蕴特殊场域内置的框架要求和选择限制。另一方面，场域内部又危机四伏，充满竞争，每一个场域内部始终存在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反抗，甚至场域的划分都充满符号暴力意味，彰显不同权力间的强弱对比与起承转合。在场域的“边界”认知上，布尔迪厄以关系的互动反应加以界定，认为这一“边界就在其作用消失的地方”⑥。 可见，布尔迪厄的“场域”作为概念，不能被理解为界限分明且僵化的圈地结果，也并非宏观上大而无当的虚拟表述，而是一个内容丰满、生机勃勃、潜力强劲的对象。其场域理论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具有完整系统的知识体系，其间事物动态发展而关系密切，形成一种结构性的内在理性关联。关注关系的“场域”始终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内部竞争连绵不绝，势均力敌；外部觊觎贼心不死，虎视眈眈——由此织成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整体体现关联性、规则性、斗争性、模糊性四个特征。关联性，指以市场关系为纽带，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场域得以联结。规则性，指作为社会关系之构型的“场域”将规则强加于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个体，并由此形成利益争夺和策略运作的空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场域”运行各按其道，整体结构得以稳定。斗争性，指“场域”的活力源自无休无止的内部争斗，各种权力关系始终处于动态平衡状态，各类属性资本想方设法谋求理想空间。模糊性，指“场域”边界的不甚明确。客观上，权力资本属性的差异必然导致不同场域之间存在相对界限，然而场域内外确定诸种权力资本孰优孰劣、孰高孰低的标准并非统一且分明，因此，其边界只能模糊设置于特定权力资本作用效果开始减弱的节点位置及其周边。 同时，“场域”理论还建构起一项介于微观层面资本合作与宏观层面国家/社会体系间的中观视野分析。布尔迪厄认为，“场域”自治本质上唯有相对，取决于其内部资本权衡分量，或外部政治、经济场域的干涉性外来资本能力。⑦正是这一中观方法论层面的探索，使得“场域”理论得以应用于文化传播研究，为历史话语注入了来自关注经济、政治等介入性外部权力资本作用变化的新鲜血液。 (二)“文化场域”的界定 布尔迪厄将“场域”定义为由社会关系构成的结构性空间，受制于不同权力资本间的支配、屈从、对应等关系，理性对弈与暴力争夺无休无止地充斥其间。在此基础上，“文化场域”对应文化资本的作用范畴，统摄新闻、艺术、科学、教育等子系统。相对于外部的经济场域和社会场域，文化场域整体及其内部的各个子系统保持相对自治并激烈争夺资源，根据拥有资本的富有程度或来自外部经济、社会场域中的资本权力决定自身所处的支配或被支配位置，而资本发生作用的边界却不甚清晰，只能模糊描述为“场域停止作用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