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底，“佛系”迅速成为网络热词，作为一种表征当下中国社会心态的重要现象，佛系及其背后的问题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佛系出现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是什么？佛系是中国现代性社会所孕育的一种重要的社会心态，还是与“囧”“丧”一样仅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网络流行词？佛系凸显了全社会的时代心理症状，亦或表征了“90后”“00后”青年独有的都市亚文化？佛系与现代社会的个体主义、消费主义、工具理性等有何思想上的逻辑关联？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为了透过佛系现象洞察中国社会心态的最新变化，深层次把握中国社会结构的新变，《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复杂现代性与中国发展之道”课题组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举办“佛系：中国社会心态新动向”圆桌会议。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对相关问题展开探讨，既试图对佛系做同情、包容式的理解，也注重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疏解佛系背后的深层问题。本期刊发这组文章，呈现了与会专家的精彩观点，以期推动学界进一步讨论与审视。 ——主持人 阮凯 杨义成 标签、面具和青年的实感经验 对“佛系青年”进行学术考察，当持谨慎态度。首先，作为一个流行词，其内涵与外延其实并不稳固，人们在日常使用中较为随意。我们应该避免将“佛系”作为一个标签和青年群体的实际生活状态、情感状态建立过于直接的关联。在某种情况下，“佛系”只是一张面具，或者一种游戏性的策略，精神胜利法似的化解渠道，甚或通过削减期待、降低欲望以应对风险的防御机制。其次，面对“佛系青年”，想必各种各样的范导力量都会拿出一套应对方案，《人民日报》发文规劝：“‘佛系’也行，愿做一个‘斗战胜佛系’青年。西行路上，那悟空会玩耍、敢担当、勇打拼，做下偌大事业，此真有志者言。”[1]这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召唤。我们应该认真领会《人民日报》的苦心，但也不妨认真倾听网络媒体在转载上述文章时后面那些五花八门的评论、留言。对于今天的“佛系青年”来说，“斗战胜佛”的感召，能在多大程度上入情入理地贴合他们的实感经验？这也给研究者提出了挑战：基于学术立场的研讨，会不会过于“顺畅”地就被主流媒体的声音所回收？ 1922年的时候，茅盾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题为《青年的疲倦》。那是“五四”退潮期，类似“佛系”心态的青年想必正不少，和今天一样，当时的舆论也在指责青年的暮气沉沉。但是茅盾却很为青年人叫屈：“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各派思想的交流，都足以使青年感到精神上的苦闷。青年的感觉愈锐敏，情绪愈热烈，愿望愈高远，则苦闷愈甚。他们中间或者也有因为不堪苦闷，转而宁愿无知无识，不闻不见，对于社会上一切大问题暂时取了冷淡的态度，例如九十年代的俄国青年；但是他们何曾忘记了那些大问题，他们的冷淡是反动，不是疲倦，换句话说，不是更无余力去注意，乃是愤激过度，不愿注意。”[2]承接茅盾的意思，青年人的冷淡、虚无、“没意思”，恰是“反动”，恰证明“敏锐的感觉”“热烈的情绪”与“高远的愿望”还未被彻底压服、绞杀(当然，也许情形不像我们想象得这么乐观)。在我看来，90余年前的这番意见，好像比将“佛系青年”点化为“斗战胜佛”更显高明。 “佛系青年”代表着“角色退出”后的青年形象 “佛系青年”的流行，让我想起近年来一度成为热点的“青年消失论”。“当历史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突然遭遇到一个现实：这个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青年’，消失了!”[3]以至于有媒体发出“归来兮，青年!”的呼唤。这是我们思考的切入口：为什么“丧”“屌丝”“宅女”“佛系青年”会相继流行？为什么“青年消失”？ 中国的“青年”是在梁启超“少年中国”的振臂一呼中诞生的。自晚清、新文化运动以来，统治团体、政治社会化的担当者以及知识分子、普罗大众都在不断树立各种各样理想的、模范的青年形象，“少年中国”的国民召唤、“新青年”式的范导想象、“社会主义新人”的打造……文学史上青年形象史的生成、延续，伴随着各种政治力量、社会势力对于“青年”所寄予的角色期待和青年自身具备的角色意识(呼应社会期待而扮演相应的角色)。“角色”是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其定义是“在社会结构中占有特定地位的人士应有行为的模式或规范”[4]，是对具有特定社会地位的人的一组预期行为，这种“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预期经常出自同时代的人或社会群体。“新青年”“五四青年”“时代的儿女”之所以能够在现代中国获得特殊地位，并成为占据主流的青年角色模型，并不仅仅出于青年自身的反抗精神和行动成就，也并不仅仅出于其集中表达了年轻人对权利、自由的强烈诉求。这一切诉求只有被纳入到“青年”的意义结构之中，才可能在中国社会获得正当性的源泉，而提供这一正当性的文化和思想资源，“主要不是来自于年轻人内部，而是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思潮中既有的对知识人和青年的角色规定”[5]，而恰恰是因为青年们呼应或者说迎合了社会对其的角色期待。青年文学和文学史上的青年形象谱系，寄托着成年人和社会力量的期待和意义规定，关于“青年是什么”“青年应该成为什么”的观念意识，点点滴滴内化到了青年内部中去。不妨说，是青年的“角色化”提供了年轻人新的身份，因为这样的理由和身份，“青年”才在现代中国获得存在的正当性，而青年文学、青春主题也在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青年形象以“角色化”为塑造机制自有其正当性。青年素来是建设国家、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力军，青春意象与情怀也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一再书写的主题。然而问题也是存在的，“青年”这一表面上风光无限、热力四射的群体和文学形象更多是被外力召唤出来的，这种召唤又着眼于“青年”社会角色的功利性，而对年轻人的特性、欲求、内在权利、精神自由以及生命原初意义关注不够。冯至的诗句“你让人人都恢复了青春”恰恰表现出青年形象塑造的悖论：青春固然美丽，但却不是本己的属性，而是被种种“大他者”所给予、派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