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底，“佛系”迅速成为网络热词，作为一种表征当下中国社会心态的重要现象，佛系及其背后的问题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佛系出现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是什么？佛系是中国现代性社会所孕育的一种重要的社会心态，还是与“囧”“丧”一样仅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网络流行词？佛系凸显了全社会的时代心理症状，亦或表征了“90后”“00后”青年独有的都市亚文化？佛系与现代社会的个体主义、消费主义、工具理性等有何思想上的逻辑关联？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为了透过佛系现象洞察中国社会心态的最新变化，深层次把握中国社会结构的新变，《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复杂现代性与中国发展之道”课题组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举办“佛系：中国社会心态新动向”圆桌会议。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对相关问题展开探讨，既试图对佛系做同情、包容式的理解，也注重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疏解佛系背后的深层问题。本期刊发这组文章，呈现了与会专家的精彩观点，以期推动学界进一步讨论与审视。 ——主持人 阮凯 杨义成 何谓佛系 套用一个说法，当今流行什么意识形态？答：佛系。“佛系火了!”网络上不乏这样标题党文章。如何看待佛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种观点认为，“佛系”虽然是网络热词，却触及社会真实的痛点，在火爆背后是“扎心的真相”。换言之，佛系现象出现并非偶然，它是阶段性社会矛盾在青年人这个特殊群体身上的表现。“毕竟现实比小说还魔幻，人设崩坍见得太多，剧情变得太快，没有一点‘佛心’，怕是很难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平和健康地活下去。”[1]另一种观点认为，佛系没什么，它不过是都市青年郁闷情绪的自我宣泄，是青年人的多愁善感，或是每个社会都有的亚文化。 对佛系现象产生的原因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这是大城市生活优渥青年自我优越感的表演，因为“有”故可以“不争”；也有人认为，它是受票子、房子、位子、孩子等挤压下城市苦逼青年的自我解嘲，是一种酸葡萄心理。台湾学者黄智彦就认为，大陆“佛系青年”的“不争”是因为他们无需争，一个人后面有六个人支持(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台湾青年缺少这样的条件，只能满足于小确幸。换言之，佛系是有条件的。[2]当然分歧最大的是对佛系的评价。 鉴于对佛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先对佛系青年或佛系心态做一般的概括，以便于后面的分析和讨论。大体上说，佛系是：(1)一切都行，看淡一切、安静自然、随遇而安，一切随缘的人生观；(2)有也行，没有也行，不争不抢，不求输赢的得失观；(3)兴趣第一，做事有自己喜欢的方式和节奏；(4)做什么无所谓，把本职工作做好，不揽事、不贪功也不卸责的职业观。也许并非所有人都同意上述特征，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类似心态的存在。虽然作为一个理论分析的“理念型”(ideal type)，上述思想和行为特征是否冠以“佛系”之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词汇指涉的现实生活。本文无意于全面讨论佛系涉及的问题，它关注的是这样一些问题：佛系真的是一种完全消极现象或一种病态心理吗？佛系真的毫无可取之处吗？与流行看法不同，笔者认为，佛系不是恶，也谈不上是病；相反，它是一种善，不过是一种消极的、有限意义上的善。 不可否认，当前对佛系的看法否定者居多，其中最典型的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佛系即犬儒”，因为一切随缘、无可无不可的态度离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只有一步之遥，故佛系可称为“新犬儒主义”或“中国式犬儒主义”。另一种看法是，“佛即是丧”，悲观绝望、自暴自弃、不负责任就是丧文化。为了辩护“佛系是一种消极的善”，我们首先须对这两种说法做一回应。 佛系非犬儒 犬儒主义(cynicism)是古希腊哲学流派之一，今天，这个概念已经成了流行的大众语言，被用于描述圆滑、势利、世故、虚伪的混世哲学。其实，历史上犬儒可以分为上、中、下三品，大致可把它们称为愤世嫉俗的英雄式犬儒、随波逐流的顺世式犬儒和玩世不恭的混世式犬儒。 刚开始时，“犬儒”不是贬义词，犬儒主义创始人安提斯泰尼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继承了苏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识”的理念，相信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因此，他致力于逻辑和哲学的研究，帮助人们获得自我反思的能力。犬儒主义流派到了第欧根尼那里开始有了鲜明的特色。第欧根尼是一个道德的理想主义者，主张人应该过自然生活。为此他鄙视一切脱离自然生活的社会制度、抽象知识、物质利益和社会习俗。第欧根尼还是一位讽刺家、批评家，他的时代几乎没有什么没有遭到这位哲学家的“毒舌”。他讽刺柏拉图的理念论是对人的哄骗，讽刺亚历山大大帝是杂种，讽刺一切文明行为都是虚伪。由于犬儒主义者言行一致、蔑视权贵、敢说敢做，这样的犬儒主义至今还被一些哲人引为同道、奉为楷模。福柯就认为，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只是伟大的哲学家，只有第欧根尼才是真正的哲学英雄，并且认为他的思想和行为是西方批判思想的源头。德国哲学家斯洛特戴克和齐泽克也推崇第欧根尼，因为他敢于犯上，以草根对抗权贵，可视为反叛和颠覆思想的典范。为此他们主张把这种犬儒写成原犬儒主义(Kynicism)，以区别于后世那些随波逐流或玩世不恭的堕落形式。对照我们对佛系的界定，佛系显然不符合这种犬儒主义，佛系青年既缺少英雄式犬儒的道德境界，缺少一种对大众进行启蒙的使命感，更缺少以讽刺挖苦为武器去挑战权威和流俗的道德勇气。 犬儒主义的中品是明哲保身、随波逐流的顺世式犬儒。英雄式犬儒有极高的道德理想，言行一致、不妥协、不盲从，以启蒙为己任，做社会的牛虻。显然，这样的犬儒主义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也不是任何社会环境下都会产生的。在第欧根尼等第一代犬儒主义者之后，后世犬儒主义者往往出于明哲保身的目的，与社会相妥协，把应然的世界调校到实然的世界，变成了顺应现实的实用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关于消极应世式犬儒主义的特征，斯洛特戴克在《犬儒理性批判》中曾为它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犬儒主义是一种启蒙了的虚假意识(enlightened false-consciousness)。”[3]“启蒙了的虚假意识”是一个矛盾修辞法，以往启蒙总是意味着解魅、清醒以及与现实保持批判的距离。但是，斯洛特戴克认为，18世纪之后，启蒙已经发生逐渐蜕变，变成了顺应现实的意识形态。这种犬儒仍然是理智的和的清醒的，但是，他们的理智和清醒不是用于现实的反思和批判，而是为了明哲保身，更好地适应现实。在此意义上，犬儒主义成了一种自我分裂的意识形态：清醒的不反抗，不认同的接受。奥斯卡·王尔德说：“我不是犬儒，我只是阅历丰富而已。”意即因为清醒和理智，我才变成犬儒。关于犬儒主义精神上的自我分裂，齐泽克有更清楚的解释：“犬儒主义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对原犬儒主义(Kynicism)颠覆的响应：它承认也重视掩盖在意识形态普遍性下面的特殊利益，承认也重视意识形态面具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但它总能找到保留那个面具的理由。”[4]传统意识形态是“不知而为”，而犬儒主义是“知道但仍然去做”，就此而言，犬儒主义是一种戴着面具的虚假意识。表面上看，佛系与这种犬儒主义有相似之处，消极、被动、安于现状、一切随缘。但是，对照上面对佛系的界定，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差别。佛系青年无论对待生活如何消极、冷淡，但他们是真诚的、认真的，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正是看到太多的人设崩坍才变得清醒，看到太多虚伪才不愿意伪装自己。在某种意义上，佛系是一群看不到太多的光明，又不愿意戴面具虚伪生活的人，就此而言，佛系不是犬儒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