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1.1 文献标识码：A 1804年3月，费希特在致雅可比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相信，我最近的工作使知识学，即使在外在形式上也达到完善，并且达到了最高程度的可传达性，但我永远不会将它付印出来呈现给这个时代，而只是口头上向那些敢于接受它的人表述它”。(费希特，2001：249-250) 费希特在信中所提到的“在外在形式上达到完善”且具有“最高程度可传达性”的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指的是他于1804年在柏林所作的知识学讲演。这一年的知识学讲演共进行了三次，三次讲演内容相近，均着眼于第一哲学(philosophia prima)的创构，而以第二次(4月16日至6月8日)被公认为知识学最完善的表达形态。人们通常所说的《1804年知识学》，指的就是这第二次讲演中所呈现出来的知识学。 在知识学的众多版本中，《1804年知识学》之所以被认为是最完善者，固然与其在语言表达上的明晰、对思想细部的呈现乃至所谓哲学上的存在论转向息息相关，但关键还在于它真正在第一哲学的层面上彻底揭破了“自我意识”的现象本质，将其从精神创设的自明性源头上剥落下来，从而使那在耶拿知识学的表述格局中遭到遮蔽的“本原行动”得以显豁，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学关于第一原理的表达方式才臻于完善。 耶拿时期的费希特以“(绝对)自我”表述其所洞见的哲学第一原理(“本原行动”)，这样一种主体性色彩浓厚的表达导致了人们对知识学的普遍曲解。其绝大多数的同时代人，包括谢林、黑格尔，以及后世的诸多哲学家和哲学史家，都认定知识学是一种立足于自我意识的主观唯心论。①耶拿知识学的这一表达缺陷及其所引发的误读，是费希特在柏林时期不断寻求对知识学进行完善化表达的内在动因。其在《1804年知识学》中所从事的这项至为重要的工作，既有助于澄清知识学真实的思想立场，纠正人们长久以来对知识学的种种曲解和误读；同时，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德国古典哲学(由康德的主体性哲学势所必至地向着以“绝对”为旨归的先验唯心论发展转进)内在的思想动势，并使人们得以重新认识费希特在德国古典哲学乃至近代西方哲学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一、一种“源生性”的研究视野 耶拿时期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以“找出人类一切知识的绝对第一的、无条件的原理”(费希特，1986：6)为其首要目的，这一思想动机同样主导着《1804年知识学》的讲演内容，在第一讲中费希特便明确指出：哲学旨在“表达真理”，真理乃是“绝对的一”，“哲学的本质即在于：将一切杂多……引回至绝对的一”。(Fichte，1975：7)不过与耶拿知识学不同的是，在探寻第一原理的进程中，《1804年知识学》采取了一种“源生性”的研究视野，这一研究视野的确立是以费希特对“源生”(Genesis)、“源生性的明证”一类范畴的引入为标志的。“源生性的明证”是相对于“事实性的明证”而言的，它的引入意在对本体性的本原行动与包括自我意识在内的一切现象界的存在作出严格的甄别，进一步凸显前者相较于后者所固有的原发性和绝对无条件性。 在整个《1804年知识学》的讲演中，费希特第一次论及“源生性的明证”并将其与“事实性的明证”相比勘，还是在隶属导言部分(由前三讲组成)的第三讲。不过在该讲中，有关这两个重要范畴的阐论是结合着人们对“纯粹识知”(reines Wissen)的洞见进行的。在该讲开始不久，费希特便引导听众进行了一次意识的实验，以获得对纯粹识知的洞见。他先是要求听众先后对不同的对象实施了表象活动，在听众体验了意识活动的杂多与流变之后，他紧接着要求他们留意那贯穿在这流变中的不变的事物。他问道：“在所有这些变化的过程中，你们难道不是[始终如一地]在识知；你们的识知，作为识知，难道不是那同一个在对象的流变中自相同一的识知[本身]吗?”(Fichte，1975：23)对此，细心的听众当不难作出肯定的回答。这意味着，人们通过上述的意识实验明见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虽然在意识活动中人们历经了对象的种种变易，但贯穿在这变易中的识知本身却是始终如一、无可变易的。这识知本身，或所谓纯粹识知，因此而具备一种绝对者的品性，对此费希特作了详尽的描述：“识知[本身]，在所阐明的其作为A(Absolutes/绝对者——引注)的意义上，是作为自我持存、独立于一切可变易性、自相同一且自我圆足的‘一’向我们实际显现的”。(Fichte，1975：26) 然而在费希特看来，人们虽然通过意识的实验明见到了那作为绝对者的纯粹识知的存在，但迄今为止它仅仅是作为一个事实(
)在人们的意识活动中被发现并报道出来的，因此它虽然是明证的，但却不是自我明证的，因为它的明证与否仍须取决于人们对它的发现，因而这样一种明证仍只是一种有待的“事实性的明证”，而非绝对者所固有的那种无待的“源生性的明证”。在他看来，如果人们仅仅满足于对绝对者的这种事实性的洞见(faktische Einsicht)，势必带来如下问题：绝对者的显现似将有赖于人们的洞见活动本身，它因此将毫无原发性可言；且在这样一种事实性的洞见中绝对者与可变易者是作为两种相互对等、相互隔截的事物呈现出来的，两者间固有的内在、有机的源流关系并未得到真正的揭示，这意味着这种洞见仍陷于一种裂隙之中而尚未达致统一性的顶点——“绝对的一”。对于他来说，知识学不应局囿于这种事实性的洞见，而应实现对绝对者的源生性的洞见(genetische Einsicht)，亦即阐明“这本质性的识知乃是创构性的，故而是自在地源生性的，这当是那始元之知(das Urwissen)或那种自在的明证性：自在的明证性因此是源生性的”。(Fichte，1975：27-28)而欲阐明绝对者的源生自明，关键是要揭示出它作为本体性的“一”与经验性的“多”之间存在着一种先天、内在、有机的关联，充分表明那流变不居、森然万象的“多”其实即源出于这不可变易、自我持存的“一”。知识学意义上的绝对者，既不单单落在不可变易的“一”上，更不仅仅陷于流变不居的“多”中，而是对这两者的有机统一。②此亦费希特所谓“质的统一性”(qualitative Einheit)的内涵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