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04 面具这个意象在笛卡尔和卢梭的著作之中多次出现。①它既具有自我与他人、世界间的中介作用，同时也伴随着对两者的遮蔽与疏远。它可以是普遍怀疑之后“我思(cogito)”与外部世界的连接通道，也可以用来理解自然状态中不知善恶的原初处境；它可以是道德生活中临时状态的保护工具，也可以成为批判传统政治哲学代表理论的工具。最终，笛卡尔在常态伦理学之中试图卸下面具，而晚年卢梭则无法承受面具所带来的痛苦重压。戴上面具与卸下面具构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笛卡尔与卢梭对于面具的不同理解，可被看作理解两者关联的有趣入手点，他们的分歧也尖锐地揭示出近代哲学中“我思”原则带来的种种矛盾，以及对“我思”的不同突破。 当笛卡尔建构起不依赖身体的“我思”时，带着身体的自我如何与外部世界的实在性建立联系，并如何回到日常世界，就成为了艰巨的挑战。“我思”的怀疑活动为世界戴上了一副可疑的面具，这层面具通过表象学说而戴在了“我思”之上。而笛卡尔为日常生活所建造的临时道德策略，同样以对世界的疏离和怀疑作为前提。最终，笛卡尔在《论灵魂的激情》中建构了常态伦理学，试图彻底超越第一哲学和临时道德中的自我面具。对于笛卡尔来说，戴上面具是建构第一哲学以及处理怀疑论与日常生活关联的必要前提。 与此相反，卢梭致力于突破阻隔在自我与他人、社会之间的面具。正如斯塔罗宾斯基(J.Starobinski)所指出的，卢梭多次形容自己为一块“水晶”。②这块水晶试图保持人性透明的自然本真性，不戴面具地走入社会与人群。卢梭以自然状态为原点，批判文明社会为人性所戴上的面具，并通过诸如爱弥儿式的教育、主权者不可被代表等学说，穿透怀疑论、虚荣和代表理论所形成的各种面具。然而晚年卢梭的遭遇和心境，多少说明卸下面具的自我无法在文明社会中真正从容地生活下去。 为了比较两人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处理方案，本文按照他们各自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分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按照两人思想发展的不同层次，笛卡尔的方案可以分为《沉思集》中没有身体与世界的“我思”戴上表象面具、临时道德策略中暂时戴上保护面具，以及在常态伦理学中卸下面具这三个阶段；而相应地，卢梭的方案可以分为在前善恶的自然状态中不戴面具、通过对爱弥儿的教育和公意学说防止戴上面具，以及在其晚年作为孤独漫步者被社会面具所抛弃三个阶段。 一、戴上面具的“我思”表象与不戴面具的自然状态 1.戴上表象面具：怀疑处境的突破 笛卡尔“我思”的证成与卢梭对自然状态的回溯，都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对当下日常现实之“不真”状态的批判。虽然笛卡尔与卢梭最终仍然回到了既有的日常现实之中，他们却为其提供了经过怀疑和向自然状态回溯而确立的不同基础。 笛卡尔在《沉思集》一开始就立志于重新检查自幼年时期所接受下来的信念与意见，因为它们包含了大量的错误，并且其本性高度令人怀疑。(AT VII，17；CSM II，12)不但如此，在第二个沉思中，物体与他人在日常世界中的面具也被一一卸下。依附于蜡块的广延而存在的诸偶性受到怀疑：作为蜡块的面具，色香外形都不能够代表蜡块的本质，卸下面具的蜡块只剩下广延。(AT VII，31-32；CSM II，21)相似地，窗外的行人也不再能通过身体、外衣、动作这些外在的面具而被确定为人。(AT VII，32；CSM II，21)就连上帝也在第一沉思对数学的短暂怀疑之中，被脱下了“所谓的(dicitur)”善好面具，从而只剩下没有节制的绝对权力，以致遭到悬置。(AT VII，21；CSM II，14) 那么经由普遍怀疑最后赢得的不依赖身体的“我思”，在脱下了上帝、外部世界和他人的面具之后，是否就彻底卸下了自我的面具呢? 正好相反。由于笛卡尔的怀疑活动阻隔了“我思”与世界的直接关联，因此在“我思”越出自身时，就需要一座中介的面具，这正是第三沉思所提出的观念(ideae)和表象(praesentatio)学说。观念有不同类型和含义，但其中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以及表象并不是事物自身所具有的内在形式，也非超感性世界的神圣理念，而是心灵对外部世界的赋形，或作为中介留下的“影像”。③在这个意义上，“我思”所伴随和产生的观念与表象正是笛卡尔为“我思”越出自身所戴上的面具，它为“我思”提供了外部事物可以被触及和思考的形式。不但如此，观念与表象学说还成为上帝这一完全异己的存在者现身的开端。(AT VII，41；CSM II，28)这使得“我思”所戴上的这层面具成为确定其他一切存在者的开端。④笛卡尔无意于卸下这层面具，因为正是这层面具保障着“我思”可以走出自身。 2.回到自然：自我意识诞生之前 在《爱弥儿》第4卷中，卢梭借萨瓦牧师之口坦白，自己一方面经历过笛卡尔怀疑论的洗礼，并且也将“我存在”当作不可怀疑的第一个真理接受下来(CW XIII，429)，但他随后走出了与笛卡尔不同的道路。在卢梭看来，第一哲学并不能够终结怀疑所带来的纷争⑤，只有从情感、良心、道德乃至政制设计出发，才能在人性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普遍同意。他很早就看出，以哲学生活为代表的所谓文明成果，是人类不平等的重要帮凶，反而使得人类深陷于其所营造的虚伪面具而不自知。⑥为了论证这一点，卢梭不惜以否定文明本身来赢获人类最源初状态中的自然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