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 如果说“存在论差异(ontologische Differenz)”构成了海德格尔前期思想的核心问题，那么“存在—神—学(Onto-theo-logie)”则是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一个关键概念；如果说克服对存在论差异的遗忘在海德格尔前期思想中隐含着一种新的、本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那么作为一种“构造(Verfassung)”的存在—神—学则在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中表现了一切形而上学在存在历史之视域中作为真正的存在之思的不可能性。既然如此，应当如何理解海德格尔的“存在—神—学”概念呢?我们必须了解海德格尔对这一术语的界定。 谈到海德格尔对于存在—神—学的理解，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海德格尔的著名文章《形而上学的存在—神—学构造》(Die onto-theo-logische Verfassung der Metaphysik)。事实上，海德格尔对“存在—神—学”更为明确的解释出现在他1961年的演讲《康德的存在论题》(Kants These über das Sein)当中。在这篇演讲中，海德格尔在对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进行回顾时，断言形而上学要对存在进行追问：“存在问题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问题具有双重形态。一方面，它追问：存在者一般地作为存在者是什么?在哲学史的进程中，在这个问题领域内的考察是在‘存在论(Ontologie)’这个名目下进行。另一方面，‘存在者是什么’这个问题也追问：何者是以及如何是最高存在者意义上的存在者?这就是对神性的东西和神的追问。这个问题的领域是神学(Theologie)。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问题的双重形态在‘存在—神—学(Onto-Theo-Logie)’这一名称当中得到了概括。”① 也就是说，因为对存在者之存在进行追问的形而上学既是研究最为普遍的存在者性(Seiendheit)的存在论，又是研究特殊的最高存在者“神”的神学，所以它是同时具有存在论和神学这两个维度的存在—神—学。须要注意的是，当海德格尔宣称形而上学就其本质而言是存在—神—学时，他并不是像17世纪德国学院形而上学(Schulmetaphysik)将形而上学划分为研究普遍存在的一般形而上学(metaphysica generalis)和研究神、世界、灵魂这些超感性存在者的特殊形而上学(metaphysica specialis)那样认为形而上学是把存在论和神学作为两个相互独立的“子学科”纳入到自身当中，而是强调这两个维度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②。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论和神学之间的内在关联所表现的即是形而上学的“二重性(Zwiefltigkeit)”③。 尽管海德格尔认为存在—神—学的二重性是支配历史上一切形而上学的根本机制④，但他尤其关注二重性机制在希腊哲学中的发生环节或原型。这个发生环节或原型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作为第一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构想。在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早期的《黑格尔的经验概念》(Hegels Begriff der Erfahrung)中，海德格尔明确写道：“亚里士多德把他所描绘的科学，即考察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的科学，称为第一哲学。但第一哲学不仅要从存在者的存在者性着眼考察存在者，而且也考察那种完全与存在者性相符合的存在者，即最高存在者……第一哲学作为存在论，也是关于真正的存在者的神学……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科学，本身就是存在—神学的(onto-theologisch)。”⑤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断言：如果一切形而上学都是存在—神—学，那么，从严格意义上说，为此奠定基础的哲学家就是亚里士多德。 如果对海德格尔的思想发展历程加以考察⑥，我们不难看出：并不是海德格尔首先发现了形而上学一般而言所具有的存在—神—学结构，然后才把亚里士多德式形而上学确定为这一结构的起源，而是海德格尔通过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以及在他所处时代出版的有关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文献中，注意到了亚氏形而上学的二重性结构，并以此为出发点最终得出了一切形而上学在本质构造上都是存在—神—学的结论。此外，虽然亚里士多德哲学对海德格尔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海德格尔对于形而上学之本质的理解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构想的理解，但这位德国哲学家从不认为自己是通常意义上的亚里士多德研究专家。尽管如此，海德格尔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存在—神—学”的主张却对当代亚里士多德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许多重要的亚里士多德研究者都在这一主张的引领下试图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解释成存在—神—学⑦。针对这一问题背景，本文试图完成的任务就是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研究的视角下回答如下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否如海德格尔所说是一种存在—神—学? 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疑难以及三种解决这一疑难的研究路径 海德格尔在阐述“存在—神—学”这一表述的意义时，谈到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二重性涉及《形而上学》Γ卷和E卷给出的两种对于形而上学的不同界定。在Γ卷中，亚里士多德将形而上学界定为这样一门科学：“它研究的是存在之为存在(
)以及那些本身就属于它的东西。它与其他任何具体科学都截然不同，因为那些科学没有一门会普遍地考察存在之为存在，而是从中截取一部分。”⑧按照后来通行的理解，以存在本身作为对象的科学即是存在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上述界定，形而上学就是以存在本身为对象的科学，形而上学无疑就是存在论。但是，在E卷中，亚里士多德对形而上学做出了完全不同的界定：“如果存在着某个不动的实体，这个实体的科学……就是第一哲学。”(Métaphysique，E.1，1026a29-30，p.1828)这样一来，形而上学就是以作为“神圣者(
)”的不动的实体为对象的“神学(
)”，(Métaphysique，E.1，1026a19-20，p.1828)。这种形而上学界说显然是与Γ卷中的形而上学界说相冲突的。按照Γ卷中的界说，作为存在论的形而上学不同于其他所有科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是普遍地研究存在者整体，而不是研究特定范围内的存在者。按照E卷中的界说，作为神学的形而上学并非不加区分地研究存在者整体，而只是研究存在者当中最高的那部分存在者，亦即神性存在者。如何理解这两种不同界说的关系，或者说如何消解这两种不同界说间的冲突，成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研究中的疑难。当海德格尔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视为一切存在—神—学的原型时，他想要消解的正是这一疑难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