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莫迪政府“印太”战略评估

       2014年11月12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缅甸召开的第12届东盟—印度峰会上宣布印度的“东向政策”(Look East Policy,LEP)将正式转变为“东向行动”政策(Act East Policy,AEP)。①莫迪表示，印度已经开启了经济增长、工业化以及贸易发展的新时代，希望强化东盟—印度经济关系。②同时，莫迪政府将全面拓展与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战略合作，印度的“视力”范围从东盟扩大至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在此背景下，“印太”概念的再次兴起为印度介入亚太事务，以及印度—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战略弧的构建提供了契机，这些都有可能弱化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从而增加“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阻力。因此，全面了解莫迪政府的“印太”战略，评估其实施效果并探析其根源和发展前景，对中国正确地评估印度的战略意图和战略能力，并做出相应的对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一、莫迪政府“印太”战略的缘起和演变

       印度的“印太”战略③可追溯至1991年拉奥政府提出的“东向政策”，其发展过程共经历了战略布局期和战略扩张期两个阶段。莫迪政府上台后推出“东向行动”政策，开始实施更加积极的“印太”战略。

       (一)印度话语体系中的“印太”概念

       “印太”作为地缘概念最早是由德国地缘政治学者卡尔·豪斯霍弗尔(Karl Haushofer)提出④，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学界开始使用“印太”一词。2007年8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度国会发表演讲时强调了印度洋和太平洋“交汇”的重要性。⑤2011年10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的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首次使用“印太”⑥，此后该词在政界和学界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印太”概念在印度首次出现于《海上通道安全：印度—日本合作的前景》一文，该文是2007年由学者格普利特·S.库拉纳(Gurpreet S.Khurana)发表在《战略分析》杂志上的。他指出，近年来印太区域贸易活动活跃，海上交通线安全成为重要关切。⑦印度著名战略家拉贾·莫汉(C.Raja Mohan)在2011年也多次在文章中提到“印太”概念，并且强调该区域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意义。⑧同年，印度政府开始关注和重视这一概念，多位政要在公开场合对此发表观点。2011年10月，印度前外交部秘书长亚姆·萨兰(Shyam Saran)在《印度快报》上发表的《测绘印太》一文中指出，“我们不仅有必要承认两洋之间的内在联系，更有必要将其转化成一个可操作的概念”。⑨在2012年12月举行的印度—东盟纪念峰会上，时任印度总理辛格(Singh)首次使用了“印太”一词，强调一个相互联系、稳定、安全、繁荣的印太对印度和东盟的进步与繁荣至关重要。⑩随后，在外交场合，时任印度驻美大使尼鲁帕玛·拉奥琪(Nirupama Rao)和时任印度驻华大使苏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也开始使用该词。拉奥琪指出，以往的“亚太”概念都把印度排除在外，现在的“核心印太”(core Indo-Pacific)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广大海域(即东印度洋和西太平洋)，这一概念可赋予印度参与地区事务的合法性。(11)时任印度外交部部长萨尔曼·库尔希德(Salman Khurshid)曾说：“我们已经开始讨论‘印太’了。”(12)

       (二)“印太”战略的缘起与演变

       尽管印度政府在2011年才在公开场合正式提及“印太”这一概念，但其战略布局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初。在莫迪政府提出“东向行动”政策之前，它共经历两个发展阶段，是1991年拉奥政府提出的“东向政策”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13)

       一是战略布局期(1991～2002)，主要对象为东南亚地区。

       冷战结束后，印度经济的萧条与东亚经济的繁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了缓解国内经济危机、分享东南亚经济繁荣的红利，拉奥政府于1991年正式提出“东向政策”。在这一阶段，印度与东盟的合作以经济为主，且注重建立制度性联系。从1992年起，东盟接纳印度为贸易、投资和旅游领域的对话伙伴国，1995年，印度正式成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国。1996年，印度获准加入东盟地区论坛(ARF)，同年，印度首次以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国身份参加了东盟外长会议和东盟地区论坛会议，这是印度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参与亚太地区的政治与安全对话。2002年11月，印度与东盟又确立了双方年度峰会机制，这成为东盟的第四个“10+1”合作机制，该峰会也标志着印度与东盟政治关系的机制化。

       二是战略扩张期(2003～2013)，目标扩大至亚太。

       1999年，印度外交部发布了《1998～1999年度报告》，该报告指出印度的主要关切要超越南亚，面向“大周边”，其中包括东盟—太平洋地区、中亚以及环印度洋地区等。(14)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伊斯兰恐怖主义等安全问题成为亚太诸多国家的重大关切。借此契机，印度“东向政策”开始进入新阶段。2003年8月，时任印度外长亚施旺特·辛哈(Yashwant Sinha)在新加坡国防与战略研究院的演讲中首次提到“东向政策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其“东向”的区域扩大到亚太，南至澳大利亚，北至日本和韩国，合作领域也从以经济为主扩展至航线保护以及反恐合作等。(15)一方面，印度与日本的防务对话与合作不断有新的进展。如在民用核技术方面，2010年6月，印度和日本开启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正式谈判，虽中间因各种原因多有中断，但双方领导人多次表达对重启核能合作协定谈判的期望；在防务合作方面，印度和日本不仅在东京附近海域和印度洋海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而且加速了日本向印度出售水上飞机等相关谈判；双方高层领导人互动频繁，不断升级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建立了外交和防务部门定期对话机制(“2+2”)。另一方面，印度与澳大利亚也不断提高防务合作调门，双方防务合作的内容不仅包括联合军演和军事人员交流，还包括海事安全和防务互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