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我从事了大半个世纪的职业，以及塑造这一职业的理念，评论其间曲直实非易事。本文并非一篇传统意义上的自传，我这个传统学究的经历也难以称之为自传。相反，本文所考量的是不同时期社会和学术环境中的种种观点，并探讨所有这些是如何塑造一种职业的。 一、我的学术起源与形成 我生于芝加哥大学附近，在这里长大，中学毕业后也进入这所大学学习，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这并不是很常见的。此外，这所大学当时是、并且现在依然是一所与众不同的学术机构，它致力于实现本科阶段乃至贯穿整个研究生教育的自由教育理念。也正是在这所大学里，形成了我对学术生涯和高等教育的社会角色的认知。 我是个土生土长的芝加哥南部人，就住在环绕芝加哥大学的海德公园附近。我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骑自行车沿着湖边从海德公园到市区是常有的事儿。即使在那时，这个地区也呈现出高度的多元化，非裔美国人与其他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日益增长。我小学和初中均就读于芝加哥公立学校(这些学校现在饱受争议，但在当时却是好学校)。我就读的那所小学就在伊利诺伊中央铁路旁边，门前有一条嘈杂的马路，车辆川流不息。同时，这所小学会定期组织学生观看芝加哥交响乐团的音乐会，这培养了我对经典音乐的喜爱并延续至今，也奠定了我坚实甚至传统的小学课程基础。 我曾在海德公园中学读了两年，那时该校是一所名校。当时校内至少80％的学生都是非洲裔，学校也很严格地进行教学分轨制①，学术系列的学生以白人和亚洲人为主。在该校还是这座城市最好的学校时，学校优良的传统和优秀教师都得以保留。海德公园中学办学出色，至少在学术系列和多数课程上表现出众，这些课程对促进多民族间关系持有积极的态度。 我中学的后两年就读于南岸中学，这是一所优秀的中学，当时对于犹太教徒和天主教徒保持着平等的待遇。大多数学生为白人和社会地位大抵一致的人，这里的教学没有实施分轨制度。 20世纪50年代中期，反共产主义的“政治迫害”盛极一时，但南岸中学的一群学生受到一些教师的鼓励，坚持政治自由主义、民权运动和激进主义，受到当地普救教派的欢迎，很快加入了他们的青年会。以此为基础，青年会开始支持地方民权领袖发表演讲，并参加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活动。我们也时常会到市中心刚建成的第二剧院举办活动。 我参加了芝加哥大学的芝加哥公学开设的几门预修课程和创意暑期文学项目，因此得以提前一个学期从高中毕业，于1959年1月入学芝加哥大学。当时，这所大学有着严谨的学术氛围和著名的通识课程，对此感兴趣的学生往往会为之神往。而我来到这里的动机之一，是我早在中学就已经历过的积极的政治文化。1959年，我开始进入学术殿堂，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我一直从事与高等教育相关的职业，矢志不渝。 芝加哥大学至今仍以其严格的通识课程而闻名，当时大学前两年的课程皆为要求严格的一系列人文和科学教育，专为所有本科生开设。大多数课程修一年，要持续3个季度(芝加哥大学当时和现在实行的都是学季制而非学期制)，学年结束时每门课程会进行一场考试。大部分课程都由若干讲座构成，请国内著名教授讲授，课上也经常进行小组讨论，这些讨论并非由助教而是由获得学院终身教职的教师组织。课本也往往由一手资料编纂而成。例如，社会科学课程所用课本为托克维尔、弗洛伊德、马克思、韦伯等人的著作而非传统的课本。数学则包含了数学史，这门课程我学得不是很优秀。但令人欣慰的是，阅读课程采用了英语译文而非法语或德语原文。所提交的论文皆源于原始资料，然后交由指导教师进行严格的审阅。毫无疑问，这种教学基础与授课方式。为学生提供了宝贵的学术基础和严格的评估体系，培养了学生出色的批判性思维和清晰的书面表达能力。 由于还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我得以在大学本科的最后两年选修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包括比较宗教学、南亚文明、中华文明和现代文学。最后，我主攻社会学和历史。 二、研究生院 1962年大学毕业后，我决定从事教育职业，以便为社会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之后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教育管理的硕士学位。我认为继续在芝加哥大学深造是个不错的选择，该校的教育系口碑良好，且我仍然能参与校园政治。我当时曾认为作为一名教育管理者或研究者，我能从事教育领导工作。我的硕士研究方向是教育政策，学位论文研究对象是詹姆斯·B.柯南特，他曾是影响颇深的政治家、哈佛大学前校长。随后，我开始意识到，以前我所设计的职业道路必须要有工作经验才能实现，但作为刚出校门的22岁硕士生，却难以获得工作经验。至此，我明白了自己并非对教育管理实务特别感兴趣，而是对后来所从事的比较教育学更感兴趣。 很巧的是，比较教育学中心——当时美国最好的本领域研究中心之一，恰好也在贾德大厅内，与教育管理专业的办公室分别在走廊的两端。我进入比较教育学中心攻读博士学位。此外，我的妻子也正在芝加哥完成她教育硕士的学业。由于我已修完了许多教育方向的必修课，就有了更大的选课范围，可以选择社会科学和发展研究等方向的课程。该系的两位比较教育学家，C.阿诺德·安德森和菲利普·福雷斯特，立足于教育在全球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一视角，开设了多门相关课程，并且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我还获得了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奖学金用于我的博士论文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