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打造“一流本科教育”，已凝聚为中国高教界的普遍共识。深层学习是本科生学习质量的重要表征，促进大学生的深层学习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有效举措和关键路径。[1] 本文将利用研究型大学本科生学习经历调查项目(Student Experience in Research University以下简称SERU)数据，通过中美一流大学本科生在深层学习上的比较，找到参照系、勾画坐标点，明确当前我国本科教育的优势和差距，探寻中国创建一流本科教育的方向与路径。 一、相关研究述评与本研究框架 (一)西方国家有关“深层学习”的研究缘起与进展 从瑞典学者马顿和萨尔乔的开创性工作算起，围绕“深层学习”(deep learning)而展开的持续性探索，在西方发达国家已有40多年的历史。[2]其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深层学习”的概念解析及测量工具的开发。马顿等学者通过“现象描述分析法”首先得出两类学习方法：深层学习(deep approach)和浅层学习(surface approach)。澳大利亚学者比格斯认为，深层学习指向于对文本意义的关注，浅层学习指向于为了能够回答问题而对文本进行背记而非理解，“前者意味着学习的自然特性和高质量，后者则体现为一种学习的机械特征，并且是制度化的产物”[3]。在此基础上，英国学者恩特威斯特尔开发的“学习方法问卷”(Approaches to Studying Inventory，简称ASI)，[4]澳大利亚学者比格斯开发的“学习过程问卷”(Study Processes Questionnaire，简称SPQ)，[5]均是用来定量测试这两种学习方法的最具全球影响的有效工具。由上可见，西方学者有关深层学习的概念解析和测量工具的开发过程，体现了一种从质性到量性的自然主义的和扎根式的科学研究历程。 第二，围绕深层学习的相关实证研究。研究循着两条路径展开。一些研究者关注的是前因，即什么因素会影响学生对于深层学习方法的使用。拉姆斯登认为，关键在于学生对教学情境的感知。他发现，学生的教学情境感知不仅直接影响学习方法的使用，并且也中介了教育情境、学生背景对学习方法的影响。[6]萨尔乔[7]、马顿[8]等则区分了两种学习的观念，即以复制、背记、知识增加为特征的低层次观念和以意义抽象、理解事实为特征的高层次观念。在此基础上，比格斯、普洛瑟等进一步证明，采用低层次观念的学生更倾向于使用浅层学习，采用高层次观念的学生更倾向于使用深层学习。[9]另一些研究者关注的则是后果，即学习方法对于学习结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早在1977年，瑞典学者斯文森对一个班级的跟踪性研究就表明，深层学习方法的采用更有助于学生获得学业成功。[10]荷兰学者范·罗姆和申克于1984年所展开的一个文本阅读的实验研究颇具说服力地证明，如果学生使用的是浅层学习方法，他们只能达到比格斯SOLO(Structure of Learning Outcomes)学习模型中所谓的前结构或单一结构的低级学习层次；而采用深层学习方法的学生，则会达到关联结构或延伸性抽象的高级学习层次。[11]包括澳大利亚的特里格威尔、英国的恩特威斯特尔等学者后续所做的大量研究，都证明深层学习方法和高质量学习结果紧密相关。 (二)面向中国大学生的深层学习研究 近年来，西方有关深层学习的概念、工具和理论等逐渐被中国学术界所接受，并产生很多基于中国情境的研究成果。有学者对大学生数学课堂学习方法的研究表明，影响学生深层学习方法的因素主要是学生对课堂学习环境的感知，包括课堂学习兴趣、满足感、互助合作、竞争性等。[12]深层学习方法对学习成绩、学习情感发展也有显著的促进意义。[13]有学者运用多水平分析的方法进一步证明，学校特征也能改变课堂环境体验对深层学习的影响程度。[14]基于全国的大样本调查，有学者发现，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学习环境有利于导向深层学习，缺乏师生互动的课堂学习环境则会导向浅层学习。[15]香港大学的学者对香港大学1563名学生的研究发现，优质教学、清晰的目标与标准、适当的工作负荷等课堂环境感知因素，是影响学生深层学习的重要方面。[16]上述面向中国情境的众多研究，间接地印证了“深层学习”这一概念所具有的跨文化效度，这也为后续学者运用这一概念展开国际比较奠定了基础。 (三)中国学生深层学习独特性的研究发现 关于中国大学生深层学习的已有研究，在获得了与国外研究基本一致的结论的同时，也从如下两个方面表现了中国学生深层学习的独特性。 第一，关于中国学生深层学习的文化特质的解析，可追溯至对“中国学习者悖论”的反思：为什么中国学生更多地运用背记等浅层学习方法，却能获得更好的学业成就表现。沃特金斯和比格斯等学者从文化的视角加以解释：在东方文化背景下，背记不一定意味着通常所认为的浅层学习，而很有可能是深层学习的前奏或组成部分，前者意味着由背记达至理解，后者意味着背记和理解是彼此密不可分的过程。[17]他们的观点得到了如肯伯[18]和马顿[19]等学者的支持。两位学者分别对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的教师和学生进行深度访谈后发现，中国学生所展开的高质量学习，通常意味着同时要求背诵和理解，这两个过程是并存和互补的。 第二，体现为对以下问题的探讨，即为什么中国学生会特别强调背记基础上的深层学习。对此，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解答。第一种解答可称为“文化根基说”。很多学者试图深挖中国儒家典籍以求中国学生学习特质背后的文化根源。宋代理学大儒朱熹的《通书解说》就常被学者们加以引证。该书强调，“背记、思维和理解实际上在学习的过程中是彼此强化的，只背记而不思考，就不能理解其义；只思考而不背记，即使能理解，这种理解也不会稳固”[20]。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说，“仅仅强调记忆，你就不能达至理解；仅仅强调理解，你就不能在你的内心深处知悉真理的根源。”[21]总之，“文化根基说”强调，中国文化脉络中内嵌着一根记忆和理解之间平衡的文化丝线，它精致地勾连出中国学习者独特的学习方式。第二种解答可称为“成就归因说”。按照这一派学者的说法，背记在中国文化中带有一种特定的教养意味，它体现出一种刻苦、勤奋、努力、坚守等伦理意蕴。[22]由此，要达到人生的成就(最高境界为“内圣外王”)，就需要经受这种反复诵读、千回百转、终至顿悟的艰苦奋斗之历程。达林和沃特金斯对中国香港的学生进行的深度访谈发现，在西方学生眼里，理解和深层学习的达成是一个归因于智力、强调领悟力的过程；但在中国学生眼里，长期的艰苦背记本身就是一种学习的智力努力，它同时包裹和涵养自身的学习美德。[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