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的编辑工作已经完成，全部23卷将在2017年年底出齐。我把23卷的排印稿从头到尾翻阅了一遍，因此，可以初步谈一下出版《陈映真全集》的意义。 在编辑之前，我和编辑团队就编辑原则相互沟通。大家都同意，《陈映真全集》应打破文类界限，完全采取编年形式，把所有的作品、文章、访谈等按写作时间或发表时间加以排列，如此才能看出陈映真的整个创作与思考活动是多么地与时代密切相关。反过来说，陈映真的每一篇作品或文章，也只有摆在时代背景及陈映真自己的写作脉络中才能比较精确地掌握其意义。任何有意扭曲陈映真的写作意图的人，也将在这一编年体全集中显示出其不妥之处。我初步了解了陈映真全部作品的写作篇目和某些著名小说、文章的写作时间及彼此的先后顺序之后，更加确信，我们采取的编辑体例是完全正确的。 其次，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发现，陈映真著作数量之大也超出我们的意料。1988年四五月间，人间出版社分两批出版15卷《陈映真作品集》(以下简称《作品集》)，其中收入陈映真的小说、文章、访谈等共179篇。同一时段(1959年5月至1988年5月)全集共搜集到304篇，比《作品集》多出125篇。从1988年5月《作品集》出版，到2006年9月陈映真中风不再执笔，中间共17年多，陈映真又写了516篇，其数量远超1988年5月之前。这516篇，除了3篇小说及少数几篇散文外，都没有编成集子出版。这个时期的陈映真，在台湾发表文章愈来愈困难，文章散见于台湾、大陆、香港各处，有些很不容易见到。可以说，只有在《全集》出版后，我们才能看到后期陈映真的完整面目。无视于《全集》的存在研究陈映真，不说是闭门造车，也会失之偏颇。 《全集》总共收了820篇，其中小说只有36篇，可以比较严格地归类在“文学批评”项内的文章，按我估计，也不过七八十篇，两者相加，不过一百多篇。陈映真当然是杰出的小说家，他的文学评论也有极其独到的见解，他作为台湾近六十年来最重要作家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然而，在这之外，他还写了七百篇左右的文章(包括演讲和访谈)。按现在一般的说法，这些文章有报导、影评、画评、摄影评论、文化评论、社会评论，还有许多干脆就是政论。那么，我们到底要把陈映真归为什么“家”呢？显然，“小说家”“作家”这样的名号，都把陈映真这个人限制在现代社会“职业”栏的某一项内。我们必须放弃这种“贴标签”的方式，才能看清陈映真一辈子写作行为的特质，才能认识到陈映真这个“知识分子”对台湾、对全中国以至于对现今世界的独特价值之所在。 陈映真自从“懂事”(高中即将进入大学阶段)以来，就已确认，他一辈子可能永远生活在“黑暗”之中。因为他对当时在台湾被追捕、被枪杀的中国共产党地下革命党人充满同情，对革命胜利后刚建立的新中国充满憧憬；反过来，他认为美国是个“邪恶帝国”，而那个受“邪恶帝国”保护才得以残存下来的兼有半封建半殖民性格的国民党政权，不过是“腐臭的虫豸”。台湾“一切所恃以生活的，莫非巨大的组织性的欺罔。闭眼之后所见的极处，无不是腐臭和破败”①。 青春期的陈映真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既有这样的认定，再加上养父突然去世，家庭陷入贫困，他怎能不悲观、愤激呢？这时，自小就表现了“说话”天才的他，写小说就成了最重要的救赎之道。对于《笔汇》主编尉天骢适时的邀稿，陈映真后来在回顾时，曾表达他的感激： 感谢这偶然的机缘，让他因创作而得到了重大的解放。在反共侦探和恐怖的天罗地网中，思想、知识和情感上日增的激进化，使他年轻的心中充满着激忿、焦虑和孤独。但创作却给他打开了一道充满创造和审美的抒泄窗口。②
小说家陈映真就这样诞生了。自以为落入历史的黑暗与虚无中的陈映真，兼怀着愤懑(历史对他太不公平了)与恐惧(怕被国民党发现而被捕)的心情，只能借着小说的幻异色彩来抒泄他生错时代、生错地方的忿怒与哀伤。从表面上看，陈映真早期小说和当时台湾最具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品非常类似，因此一般都把他早期的小说列入台湾最早的现代主义作品中，并提出“陈映真的现代主义时期”这一貌似合理的说法。我以前也人云亦云地如此论述，我现在完全承认我的错误。但更重要的，我们要认清，在1960年代台湾现代主义初发轫时期，陈映真根本就是个“怪胎”——一个台湾地下革命党人的“遗腹子”、一个对海峡对面的祖国怀着无穷梦想的青年，怎么会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主义艺术家。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在1960年代已经既“左”又“统”，这是陈映真生命、艺术、思想、写作的“原点”，陈映真要用一辈子的时间，从这个“原点”出发，去探索“此生此世”如何活着才有意义，如何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就是陈映真所有思索与写作行为的基础。 从1959年5月发表第一篇小说《面摊》，到1968年5月被捕，现在所能找到的陈映真作品共42篇(新发现的最重要的两篇是：他和刘大任等友人合编的剧本《杜水龙》，以及他反驳叶珊的《七月志》的未发表的手稿)，其中32篇为小说，另10篇都是有关文艺、电影、剧场的随笔。我们或许可以说，这是纯粹的艺术家时期的陈映真。但如果陈映真是一个“纯艺术家”，他就不会在1965年12月和1967年11月先后发表《现代主义底再开发》和《期待一个丰收的季节》那种批判现代主义的文章。毋宁说，1960年代的陈映真，被天罗地网般的“动员戡乱时期叛乱条例”所捆绑，不得不作为一个小说家和艺术评论家而出现在世人面前。真正了解陈映真的姚一苇就天天为他思想日趋激进而担忧，即使想劝诫也不知如何说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