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学刊，注释越来越规范，但八股气日浓。说不好听，除了编辑与作者，以及个别刚好对这个题目感兴趣的，其他人一概不读。 传统中国谈文论艺，很少正襟危坐，大都采用劄记、序跋、书评、随感、对话等体裁。晚清以降，受西方学术影响，我们方才开始撰写三五万字的长篇论文。对此趋势，我们是认可的。但回过头来，认定只有四十个注以上的万字文章才叫『学问』，抹杀一切短论杂说，实在有点遗憾。 放长视野，学问不一定非高头讲章不可。在我们心目中，编杂志最好是长短搭配，庄谐混杂，那才好看、耐读。我们明白，困难在于学术评鉴——这样有趣味但无注释的『杂说』，能计入学者的工作量表吗？好在今天能写且愿写此类短文的，大都已经摆脱了这样的数字游戏。 真希望我们设立的『隨笔体』栏目，在精深且厚重的专业论文之外，发表若干虽不计入成果但有学识、有性情、有趣味的『杂说』。 我的出生地是山西省晋城县(现为泽州县)，这个县与赵树理的故乡沁水县接壤。我出生后的第三年，赵树理离京返乡，担任晋城县县委副书记。一年之后，“文革”爆发，他被晋城的红卫兵揪斗出来，从此开始了最后几年被批判、受折磨的岁月。我家乡那带流传着不少与赵树理有关的故事，但我小时候却从未听说过，或许那时的他因其敏感，已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了吧。 大概是1974年前后，我家的西小屋里多了一个大纸箱。箱子是长方形的，宽约一尺半，长约一米五，样子不新不旧，颜色不灰不白。那个年代，这种纸箱子并不多见，但它究竟来自何处，我却说不清楚。箱子里堆放着一些旧书旧报旧杂志，乱糟糟的，却也颇为可观。杂志我记得有《红旗》，还有《无线电》。那时我父亲在公社做电话维护工作，《无线电》这本杂志我记得他订了多年。 那个时候我已经能够读书了，而且常常处在无书可读的饥渴状态。于是过一阵子，我就去那个箱子里倒腾一遍，看是否能有些收获。无功而返的时候，我也会瞅一瞅报纸上的“最高指示”或“毛主席语录”，但那些文字对于一个小毛孩子并无多大吸引力。倒是有一次看到毛主席写的一封信，那几句话文绉绉的，颇让我感到新奇。来来回回读几遍之后，居然一下子就记住了：“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那是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写给下乡知青李庆霖的回信。如今我说起那个纸箱，首先想到的竟然是那封信。 不知是第几遍倒腾的时候，忽然发现了一本破破烂烂的书。书的封面、封底已不知去向，一前一后的书页也残缺不全，封脊秃噜了之后裂成了几道缝，上面自然已找不到文字。但读了几页，我还是很快被它吸引过去了。那是发生在一个山洞里的故事，洞外面是兵，兵荒马乱，一片喧嚣；洞里面却仿佛成了桃花源。男女主人公被堵在洞里出不去，只好在里面过家家。黑灯瞎火，日夜不分，饿了做饭，困了睡觉。后来，他们终于还是被敌人发现了。敌人拎着枪进了洞，他们拎起手电筒往洞里的深处走，往高处爬。忽遇一条水桶粗的蟒蛇，白花花的，动静还挺大，俩人吓得够呛，缓过神来才意识到是一股泉水。就这样，他们摸索着、帮衬着也鼓励着，一直朝着那个可能的出口走去，一路是山重水复的紧张与刺激，柳暗花明的激动和欣喜。终于，他们走出了那个山洞，但长时间在黑暗中蜗行牛步，一见太阳，晃得他们的眼睛都睁不开了…… 这个故事有意思，我几乎是一口气把它读完的。那里面有我还读不懂的朦胧爱情，更有我看得懂的探险之旅。它们交织在一起，真真切切又奇奇幻幻，仿佛后来的少年儿童读《哈利·波特》。这本没头没尾没封脊的书不知被我翻了多少遍，它成了我的启蒙读物之一。 但是，许多年里，我却不知道它的作者和书名。直到后来有一天我读小说，忽然惊叫起来：天哪，《灵泉洞》！赵树理！这不是我小时候读过的那本书吗？那一刻，我像遇到失散多年的老友一样兴奋。但它究竟是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如今我已记忆模糊。 这就是我阅读赵树理的开端。萨义德说，一件事情的“开端”很重要，而且，“开端”又总是产生于回溯之中。①如今，当我回顾对赵树理的阅读时，如此隆重地确认下这个“开端”，或许也不无意义吧。现在想来，是不是因为这样一个“开端”，才让我有了所谓的“赵树理情结”？——情结？当我闪出这个念头时，忽然才意识到感觉不对。用“情结”拽大蛋作甚？分明是“赵树理疙瘩”嘛！说成心里长了颗“疙瘩”，才符合赵树理式的表达，才算是接上了晋城、沁水的山药蛋地气。记得尘元(陈原)先生说过，把complex译成“疙瘩”，简直妙不可言！② 然而，整个七十年代，我也就读过那本缺胳膊少腿的《灵泉洞》。我上小学的时候，赵树理已被批倒斗臭，含冤而死，课本里自然是不可能选他的作品的。我父亲说他年轻时读过《三里湾》，但我怀疑那是一本过路书。否则，在我翻箱倒柜找书看的年代里，为什么它却不见踪影？有一位叫范巨通的晋城老乡回忆说，“文革”之初他回乡务农，苦闷之余读闲书，居然找到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和《三里湾》。③他很幸运，或者是那个时候赵树理的书还没被扫荡。而在“文革”后期，这些“大毒草”却很难在农村找到踪影了。例证之一是1975年那个春天我烧伤了腿，养伤期间我曾让我父亲四处找书，但他找回来的却只有《虹南作战史》之类的作品。 1978年10月，赵树理的冤案平反了，他又可以被公开谈论，他的《田寡妇看瓜》《小二黑结婚》也将再度进入中小学教材。而那时我也即将高中毕业，准备告别七十年代了。 八十年代我是否读过赵树理的作品？如今已记不清了。可能的情况是，上大学期间我也浮皮潦草地读过一点他的代表作，却并未留下太深印象。那个时候，现代文学史的课程由王德禄老师主讲，他的研究兴趣主要在鲁迅那里，整个文学史似乎就成了鲁迅专题。他讲过赵树理吗？我现在已印象全无。讲授当代文学史的是邢小群老师，她是北京插队知青，赵树理似乎也不入她的法眼。我记得她在课堂上拿上党梆子举例，说，上党梆子太高亢，嗷嗷嗷吼着，直眉愣眼就蹿上去了。她连说带比画，笑眯眯地摇摇头，那是听不惯的表情，也仿佛是颇有点不屑的调侃。这番评点我不但不反感，反而是正中下怀。上党梆子是我家乡的地方戏，赵树理爱它爱到了骨头缝里，但我却对它没什么感觉。我是听着有线广播中的革命现代京剧长大成人的，这很可能意味着，在我幼小的心田里，不仅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而且还播下了京剧这一剧种。而现在我却越来越意识到，不熟悉上党梆子，理解赵树理就缺了一块重要内容；或者至少，我们会与他作品里那些被上党梆子滋养过的成分失之交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