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8)05-0111-17 正是由于自然与历史奇怪的结合，寓言的表达方式才得以诞生。 ——本雅明 不管从哪方面来看，《白鹿原》都是20世纪90年代初最重要的作品，我把它的出版看作90年代初文学的、也是思想文化的具有标志性的事件。 《白鹿原》首发于《当代》1992年第6期、1993年第1期；1993年6月，《白鹿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全文出版。几乎同时，贾平凹的《废都》也出版了。两位重要作家，两部重要作品，以人民大会堂为首发场所，“陕军东征”在当时沉寂的文坛造起了不小的气势。这两部作品都引起了激烈争论，《废都》更是一边倒地蒙受批判，在1993年下半年即遭遇查禁。但孤独的《白鹿原》并不孤独，在图书市场上经历了短暂的冷遇之后，开始走红。评论家几乎也是被成功的图书营销带动起来，着手认真对待这部作品，关于《白鹿原》的评论开始积极展开。在诸多的评论中，雷达的《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一文迅速发出最强音。雷达在文章开篇就饱含感情地说：“我从未像读《白鹿原》这样强烈地体验到，静与动、稳与乱、空间与时间这些截然对立的因素被浑然地扭结在一起所形成的巨大而奇异的魅力。”雷达评价说：“《白鹿原》是一个整体的世界，自足的世界，饱满丰富的世界，更是一个观照我们民族灵魂的世界。说它是民族灵魂的一面镜子，并不过分。……《白鹿原》正是以这样凝重、浑厚的风范跻身于我国当代杰出的长篇小说的行列。”他反复强调指出，《白鹿原》的思想意蕴“就是正面观照中华文化精神和这种文化培养的人格，进而探究民族的文化命运和历史命运”。更进一步指出：“《白鹿原》终究是一部重新发现人、重新发现民族灵魂的书。在逆历史潮流而行的白嘉轩身上展现出人格魅力和文化光环，这是发现；但更多的发现是，在白嘉轩们代表的宗法文化的威压下呻吟着、反抗着的年轻一代。”①但即使在试图全面肯定《白鹿原》的雷达笔下，《白鹿原》在思想与文化的指向上并不明确和绝对，相反，它容纳了多种矛盾。在诉诸“文化”“灵魂”“人格”的诸多表述中，这些范畴是失败的、挣扎的。白嘉轩是最后一个地主，《白鹿原》书写的正是中国农业文明的最后时光，是它衰败历史的最后时刻。在社会历史的意义上，它上演的确实是一个悠久的农业文明进入现代的悲剧，也因为此，有诸多的论者称之为具有“史诗性”②。 所有这些评价都无疑有其合理性，但有一点需要进一步考虑：《白鹿原》何以容纳这么多的矛盾？何以会容纳这么多的矛盾？何以它要表现它所重视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到来面前迅速瓦解破败？白嘉轩的失败和祠堂的破落就足以明证。即使如此，还是有不少论者误解《白鹿原》企图以传统文化代替革命，实际上，在小说中，传统文化的困境在革命到来之前已经被诸多象征显现了它的颓败命运。那么，何以《白鹿原》呈现的乡村文化足以抗衡和抑制激进现代性带来的社会变革，使人对后者陷入深深疑虑？正是基于对一部作品的“完整世界”的思考，我想有一种更为深厚博大的东西使《白鹿原》可以容纳现代起源的历史，正如它立足于90年代初，以历史无意识的形式容纳了90年代源起的诸多困难和矛盾。在这一意义上，我试图引入“自然史”这个概念，把《白鹿原》引向一个更广大的场域，试图对这一“文学世界”进行新的阐释。 一、何以是自然史？何谓自然史？ 陈忠实的作品不算多，他写了几十年，对于文学，他半生孜孜以求，不温不火，直至出版《白鹿原》，这才名震文坛。其实《白鹿原》在艺术的创新性方面并不突出，它之所以会得到这么高的评价，主要在于它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了西北风土人情，重新肯定了传统文化，塑造了以白嘉轩为代表的体现传统乡村精神品格的人物形象，反思了20世纪激进现代性的历史进程。可以说它是一部大历史之书，它是最后的史诗和最初的悲剧。最后的史诗是指它对中国农业社会衰败的一种表现，最初的悲剧是指它对20世纪开端的这段现代历史的表现。前者是它以无意识的历史自在的失败形式重现了传统的命运；后者是它以明确的现实主义手法揭示了新历史到来之惨烈的性质。 很显然，以“文化”或文学的“史诗性”来对抗历史，或者说“反思”20世纪历史，是人们对《白鹿原》通常的阐述，也是一个容易论证的、已经被普遍接受的说法。因此对于我来说，引入“自然史”的概念不只是为了另辟蹊径，更是有感于以下几个问题：其一，《白鹿原》被众口一词认定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第一部，是否还应该拓展出更深广的思想文化背景？其二，这种思想和文化的背景是如何通过作品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人物的命运，生命和事物的存在方式显现出来？其三，作为乡土中国叙事的代表作，《白鹿原》在其最根本的立足点上可能不会是孤立的现象，那些最能体现乡土中国文学叙事的作品，例如，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刘震云等人的某些作品同样有此特点。尽管它们会在不同程度上，被不同的方面所质疑，但会有一种相同的品性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因而具有某种同一性。其四，这些被统称为中国“乡土文学”或“乡村叙事”的作品，是否真的有与世界文学不同的品性？如果有，那种最独特的品性更有可能是贯穿中国千百年传统，并且与乡村中国的生活经验息息相通。总之，有一种背景、视点、品性以及道义，在这一意义上，不得不列出“中国的”思路，甚至给出“中国的”说法。“自然史”就在那里，在作品内部，不是我们硬要使用这个概念，而是我们只有看到它，才能看清《白鹿原》的真相，看清乡土中国叙事的本性。 确实，关于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它的高度或意义，是我最近十年来反复质询的问题，与其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使这一问题有了解决的答案，不如说使这一问题变得复杂和紧迫。不能说“自然史”这个概念是一个解决方案，我只能说是我重新解开这些问题的一个尝试性的路径。 何谓“自然史”？这个概念是如此费解，要厘清它的漫长谱系显然是不可能的。其他且不论，要从中国的传统哲学那里找到解释已经颇为力不从心。从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到马克思关于自然的诸多论述，再到卢卡奇、本雅明、阿多诺的“自然史”概念，更是一件极其复杂吃力的工作。这里我们只能武断地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