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丁玲研究中，作家主体的二元性矛盾(如文学与革命、作家与党员、文学与党性、个人主义与集体、知识分子与革命者等)始终是受到关注的焦点问题。这种矛盾既表现在丁玲从文学到革命的整个生命历程中，也表现为她持久而艰难的“自我改造”过程，同时还表现在评论界对于丁玲作为“天才作家”和“饱受磨难的革命者/政治家”之间张力的争议上。关于这种“二元性”的讨论，研究界往往采取二元对立的思考框架，强调二者的对抗性，而很少去追问这种二元性在丁玲那里作为问题如何产生，作家主体的二元性矛盾背后包含了20世纪中国革命怎样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丁玲在回应这些问题时采取怎样的主观态度和内在逻辑，特别是她在文学与革命实践中如何表述/表现这个问题。 本文尝试从丁玲与瞿秋白、王剑虹的交往关系及其文学书写的角度，聚焦于丁玲作为“作家”与“革命者”的生命主体实践，来展开相关问题的探讨。 一 丁玲主体构成的二元性与其瞿秋白、王剑虹书写 丁玲作为“作家”与“革命者”的生命历程，同时可以被视为一种实践性的主体构造过程，即一个不断改造旧我、构建新我的开放性展开过程。作家的写作实践与其生命经验既有密切关联，又并非镜子式的反映，而是通过文学写作这一媒介，作家既塑造自我主体，也介入、参与社会革命实践，由此，作家的主体构成与她的文学、革命实践之间形成了彼此塑造的辩证关系。1942年在《在医院中》的结尾，丁玲曾将小说的主题概括为“人，是在艰苦中生长”。事实上这也可以说是丁玲一生的主题。丁玲在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中荣衰毁誉、大起大落的生命历程，最为典型地显示出其人格主体构成的不断“生长”，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命实践哲学。即“在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在与‘艰苦’展开搏斗的生活经历中，不断地磨砺自身，不断地认知外在世界，并通过实践转化成自我的构成部分，以塑造新我”①；与此同时，这一“自我战斗”的轨迹又在丁玲的文学创作中有相应的描绘，并最终呈现为文学作品的完整形态。 从这一角度而言，丁玲主体构成的诸种二元性，与其说是一种分裂性、对抗性存在，莫如说是一种始终处在彼此转换、矫正和提升过程中的一体性内在精神结构。这种紧张的“自我战斗”，其结果并不是其中的“一元”克服了“另一元”，而是“二元”之间不断地互相转化，进而形成一个动态的、朝向外部开放，并通过包容外部而形成更阔大自我的辩证过程。这里包含了三个基本要素，即作家的革命现实实践、主体人格的塑造及其文学创作形式，而且这三者处在辩证的互相塑造过程中。探询丁玲这一主体结构，不仅是在作家论意义上关注一种特殊的精神品格，更因为这种主体结构的开放性而包容了丰富的历史内涵，因而可以从作家个案深入到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内在逻辑中来探讨复杂的文学、思想与政治问题。 在丁玲的生命历程中，在她从“蒋冰之”到“作家丁玲”、从“作家丁玲”到“革命者丁玲”直至“党员丁玲”的主体实践过程中，她如何理解和书写瞿秋白和王剑虹这两个在她早年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历史人物特别值得注意。丁玲在自己文学与革命生涯的四个重要时期，都写作了与王剑虹、瞿秋白相关的作品。这包括1920年代后期初登文坛的第一部小说集《在黑暗中》，左联时期的中篇小说《韦护》，延安时期的散文《风雨中忆萧红》《与友人论瞿秋白》《纪念瞿秋白同志被难十一周年》，也包括1980年代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等。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表露的思想内容与丁玲不同时期的生命选择有着密切关系。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如何书写瞿秋白、王剑虹，是丁玲在不同时期理解和塑造自我主体的一种“镜像”式书写媒介。她通过写作这两个生命中念念不忘的友人，展示的是自己对文学与革命的具体理解及其主体实践的生命轨迹。 丁玲为何走上文学道路、参加共产党组织以及如何理解个体在革命政党中的自我改造问题等，这些关键选择都与她如何理解瞿秋白(包括王剑虹)密切相关。丁瞿王三人的交往时间不长，但对丁玲的一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在与瞿秋白、王剑虹交往的过程中，丁玲生命中一些基本元素和问题框架就已经形成了，此后，无论丁玲的文学创作还是革命实践，都是在这一基础上的推进和展开。瞿王二人能够具有这样的影响力，一方面因为他们都曾是20世纪中国早期激进革命思潮中得风气之先的优秀人物：瞿秋白是第一个将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介绍到中国的人，并于1927-1930年间实际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而王剑虹则是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潮中的活跃分子，正是与她的交往，使丁玲迅速进入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前沿。丁玲曾称瞿秋白是她“一个最可怀念的导师”②，而王剑虹则是对丁玲早期思想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瞿王二人与丁玲在私人关系上的深厚情谊。这既是男女之间的爱情与友情，也是志同道合者的同志之谊。思想与情感上的深度契合，使瞿王二人在丁玲生命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烙印。 丁玲与瞿秋白、王剑虹的交往关系及其文学书写，得到过研究界的较多关注。③不过，这一问题仍有颇多可深入之处。其一，相关研究侧重关注三者的私人情感关系，并将丁玲的文学书写视为对这种人际关系的印证或曲折反应。显然，瞿秋白与王剑虹在丁玲人生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丁玲始终对他们怀有深厚情感，但这种情感关系如果脱离了丁玲的“思想”发展历程，特别是其置身的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就不免沦为文坛花边新闻。其二，研究者较多地受制于文学与政治、作家与革命者的二元对立，偏于强调丁玲与政治(革命)之间的对抗性张力对其文学创作的压抑性，而大多忽略三人人生遭际所蕴含的丰富历史内涵，特别是丁玲作为革命者和文学家的主体逻辑中包含的理论、思想意义。其三，相关研究大多忽略王剑虹存在的意义。在丁玲与王剑虹、丁玲与瞿秋白的两组关系中，往往潜含着个人与政治、五四与左翼革命等二元对立式，将王剑虹视为丁玲思想的“前史”。而实际上，如果忽略王剑虹的存在，就无法理解丁玲的早期思想构成，以及这种思想与她后来向“左”转及回应革命实践中遇到问题的独特方式之间的关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