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8)02-0001-15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8.02.001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从理论上较早提出“世界文学”的美学范畴，并对“世界文学”应具有的人类性审美特征予以概述的，是文学研究会的理论旗手茅盾；但在文学创作上自觉地赋予诗性文本以充盈人类性审美特征的，却不是文学研究会的诗人作家们，乃是创造社的诗坛巨擘郭沫若的诗集《女神》①。考察近百年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及其文学史书写，对《女神》解读与评述的论著不胜枚举，若是给以系统的梳理和检视，却不易发现从人类性的视野与角度对《女神》的审美内涵进行勘探的论著；即使有的论述对其有所触及，也未对《女神》人类性审美内涵的揭示达到应有的深度和高度。 对于文学的人类性审美特征，笔者曾在《“民族的文学”与“世界的文学”》②一文中这样写到： 早在19世纪20年代，歌德就站在全人类立场上首先发出了“世界文学”的呼唤，提出了“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两个相对的美学范畴，并对它们相互沟通的紧密关系做了解说；到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洞察了全球各民族之间关系在市场经济推动下所发生的巨变而带来的世界文学的新趋向，明确指出：“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③从此，文学世界化的自觉时代真正开始了。 逮及20世纪初，从晚清至“五四”，连续发生两次文学变革运动。文化先驱们虽然大多以域外文学为参照并联系我国文学实情，提出大同小异的文学变革主张，形成了差异互见的现代文学观念，但是能够自觉地立足于人类文化的立场来洞见世界文学发展的总趋向，最早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提出并确立“民族的文学”与“世界的文学”两个互通互动文学观念的却是文学研究会的理论旗手茅盾。他说：“这样的文学家所负荷的使命，就他本国而言，便是发展本国的国民文学，民族的文学；就世界而言，便是要连合促进世界的文学。在我们中国现在呢，文学家的大责任便是创造并确立中国的国民文学。”④只有文学家在中国创造了国民文学、人的文学，方可联合其他国家或民族“促进世界的文学”。因为世界文学必须具有这样的人类审美特征：“无非欲使文学更能表现当代全体人类的生活，更能宣泄当代全体人类的感情，更能声诉当代全体人类的苦痛与期望，更能代替全体人类向不可知的运命作奋抗与呼吁。”⑤茅盾虽然没有对何谓“世界文学”的深邃美学内涵给出具体说明，不过从四个“更”字的修辞中却能体悟出他对“世界文学”的纲领式构想，而这个构想比当年歌德、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则具有了在创作实践中能够遵循的图谱。 茅盾在中国文学发生现代转型的激变期，给“民族的文学”和“世界的文学”在理论上所提出的人类性美学功能特征，于文学研究会诸作家如冰心、王统照、朱自清等的创作实践中有不同程度的呈现，即人类性的审美因素或功能特征是有所存在的；不过相比较而言，惟有创造社首领郭沫若对于为人类创造文学方具有高度自觉性，惟有其诗集《女神》所蕴含的人类审美意识方达到空前的深广度和丰盈度。 郭沫若登上五四新文学舞台时，国语文学运动即白话取代文言已高奏凯歌，并取得决定性胜利；他所显示出的文化姿态和美学取向，既不同于胡适的以白话文学为旨归，又不同于鲁迅抱着启蒙主义文学不放，而是比同时代任何致力于新文学建构的诗人作家，更能自觉地鲜明地高举起为“全人类”创作文学的旗帜。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文艺的根本问题和原则问题，郭沫若新诗创作肇始便力图解决这个问题。他明确提出：“我们既同为人类之一员，则毕生中种种行为目的对于全人类社会文化演进道途上总得有密切之关系才行。进而言之，便是于全人类文化演进上当有积极的贡献。创作和研究正是完成这种目的的最合适的手段。”⑥文学创作或文学研究，不仅是为全人类文化演进做贡献的重要手段，而且包括新诗在内的文学创作也是以替全人类服务为目的和宗旨的。郭沫若为全人类创作文学的理性自觉充分体现于1921年初版的《女神》诗集中。《女神·序诗》开宗明义地宣告新诗创作之所以要为全人类服务，是因为“我是个无产阶级者”，“我愿意成为共产主义者”。当时的郭沫若虽然并非严格政治意义上的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者”和“共产主义者”，但是从这种诗化语言的表白中却或隐或显地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即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使极度敏感、善于逐潮的郭沫若已朦胧地意识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方能解放自己，只有洋溢着自由博爱人道主义精神的共产主义才是人类所憧憬的理想社会。这些朦胧的诗性意识是情绪化的，并未上升到理性认知的层次。正是基于这种诗意化的朦胧意识，诗人不只把《女神》公开地奉献给全人类，而且热切期待地“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同的人”；“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把他们的心弦拨动，把他们的智光点燃”。这进一步表明郭沫若为全人类的兄弟姊妹们创造诗性文本的美好动机；同时亦展示出，自觉地有意地为人类奉献出的诗集《女神》，必然充盈着独特的人类性审美特征。 人类性审美特征之一，总是在宇宙视野下，塑造顶天立地或扭转乾坤的人类英雄，弘扬人类浴火重生的革命精神，揭示“凤凰涅槃”的历史规律，唱响人类理想的交响曲。《女神》如同一座诗意葱郁的象征森林，也好像一首涵义丰赡的人类寓言，其人类性的审美特征无不蕴含于或显露于其中。《女神之再生》是人类创世补天的寓言，我们不能把女神仅仅理解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或世间任何一个族群的象征，因为诗人的视野并未局限于某个族群，而是放眼于宇宙，将宇宙下的整个人类的女神作为创世补天的英雄来塑造来颂扬。女神们“自从炼就五色彩石/曾把天孔补全”，“在这优美的世界当中，吹奏起无声的音乐雝融”；然而，“我们今天的音调，为什么总是不能和谐？怕在这宇宙之中，有什么浩劫要再！”的确人类世界发生了一场灾难深重的浩劫，而造成这场浩劫的罪魁祸首则是古时共工与颛顼的争帝大战；为争夺“统治天下”的王权，他们不顾芸芸众生的死活而打得“天在飞砂走石，地在震摇，山在爆”。若联系当时国内外的大势，诗人是以共工与颛顼争帝之战来影射国内的军阀混战，来象征国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论军阀混战还是世界大战都给无辜的民众带来了无尽的灾殃，不只把“北方的天柱碰坏”，也将朗朗的天空变成漆黑一片。面对着天倾地陷、国破山碎的危机局面，女神英雄们“不能再在这壁龛中做甚神像”，而是以顶天立地、重造乾坤的大无畏精神，投入再补天、换新天，“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的人类壮举，“待我们新造的太阳出来，要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⑦的崇高美好的人类理想，转化为改地换天的巨大物质力量；若女神走下神龛成了现实中的英雄女神，那就能在当年的救亡图存的爱国行动中发挥力挽狂澜的作用，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能拯救人类于水火，至少能为多灾多难的人类命运赋予黎明的曙光。《女神》所体现的这种人类性的审美取向，怎能不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