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形式论争中的地方性问题

      [引用格式]李松睿，民族形式论争中的地方性问题[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9(3)：14-20.

      [中图分类号]1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227(2018)03-0014-07

      DOI：10.16601/j.cnki.issn1002-5227.2018.03.004

      一、地方性：抗战文艺的创作方向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新的政治局势使得中国文艺界暂时搁置了此前一系列因政治立场、文学理念的不同而造成的隔阂，开始普遍提出要用文学、艺术作品直接服务于战争，发挥其宣传鼓动效果，号召全体人民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抗战中去。正像老舍在重庆《大公报·七七纪念特刊》上所说的，抗战时期“所有的文艺问题始终是一个：怎样使文艺在抗战上更有力量”[1]。而茅盾在抗战初期的一次演讲中更是直接指出：“自从抗战开始，任何工作，都应当和抗战联系起来。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应当是如何发动民众抗战。戏剧歌咏等都是发动民众的工具，小说自然也是许多工具当中的一种。”[2]显然，将文艺作品当成某种“工具”以动员最广大的底层民众参与抗战，成为这一时期文艺界的共识。而由于此时中国的人口构成以文化程度极低的农民为主，这就使得20世纪30年代文艺界曾经多次热烈讨论过的文艺大众化问题在国统区被重新提上了日程。关于这一时代氛围，林淡秋的一段评论无疑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情况：

      文学大众化问题不是今天开始的，它已经断断续续地讨论了十年左右，特别是全面抗战发动以后，讨论得更为热烈，许多文学工作者不仅热烈地讨论着文学大众化的理论，而且在从事大众文学的创作了，虽然他们的作品在量上并不怎么多，在质上并不怎么好[3]155。

      由此可以看出，20世纪30年代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到了40年代有了进一步的深入，从仅仅在理论的层面上思考发展方向和实施的可能性，转变为具体的文艺创作实践。在林淡秋看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五四”新文学必须能够为“占绝对大多数的落后大众”[3]160接受，才能“要抗战文学发挥出最大的力量，要它为抗战尽最大的武器作用”[3]159。

      有趣的是，当国统区的作家、文艺理论家思考“五四”新文学应该如何激发出普通劳动人民的抗日热情时，以方言土语、地域风光等表现形式出现的地方性特征，几乎一下子就成了他们的共同选择。毫无疑问，这些因战争而流离失所、反复迁徙的作家、艺术家看到了以前从未有机会或意愿见到的各地迥异的风景、风俗以及人民，让他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过去的“五四”新文学创作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例如，穆木天在这一时期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国有广大的地域，不同的言语和生活习惯，而在各地方，又有各种的地方的形式”，因此，战时的文艺工作者必须“要努力于写作地方人所特别要求的地方的通俗文艺作品”[4]。仅从这位大众文艺的倡导者连续使用多个“地方”或“地域”的表述方式中，我们已经可以明显感受到他对文艺创作中的地方性问题的重视与强调。

      由于抗战初期文艺应该加强地方性特征以接近生活在底层的普通民众，几乎成了文艺界的共识，这一时期的作家纷纷开始以方言土语、地方形式创作通俗性的宣传作品。翻开这一时期出版于武汉、重庆以及成都等地的文艺刊物，我们会发现其中有大量作品是使用各地特有的艺术形式、方言土语写成的。以抗战时期在国统区为宣传抗战做出巨大贡献的老舍为例，他就认为战时的文艺作品应该有一部分“用各处土语作成，为歌，为曲，为鼓书，为剧词[5]，并当真写出了近三十万字的相声、大鼓书、河南坠子、数来宝等作品。甚至一些本来是用通行的书面语写成的新文学作品，也会有作家、艺术家为了更好地鼓动各地民众，将其用方言进行重新改写，或改编为地方曲艺形式。例如，《七月》杂志第10期上刊载的柳林的短篇小说《一支游击队的发生》，就在成都被一位名为“水草萍”的热心人用当地方言改写成唱本，并取了一个更为通俗易懂的名字——《巧杀日本兵》。由于这部改编作品在成都引起了远比小说原作更大的反响，以致于周文在阐述其关于“地方文学”的看法时，特地以《巧杀日本兵》为例，证明“同一题材用‘地方文学’来写，也不见得就不可能有艺术价值”[6]。

      二、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

      不过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文艺创作虽然注重加强作品的地方性特征，以便更好地为文化程度较低的底层民众所接受，但其表现形式更多的是套用或学习地方戏曲等旧形式，基本上不脱“旧瓶装新酒”的窠臼。由于这一创作倾向在当时特别流行，有一些评论家就不无担心地指出，“民间艺术形式的滥用”“代表着封建思想范畴的陈旧的语汇的沿用”以及“过分呆板的填词式的利用”等[7]，是抗战初期文艺创作中出现的最主要的弊端。随着抗日战争延续的时间越来越久，人们在抗战初期所迸发出的激情与冲动渐渐平静下来，对文艺创作也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例如，老舍在抗战爆发四年之后，就在《一九四一年文学趋向的展望》一文中回顾了抗战几年来文艺创作的发展路向：

      大概是因为在抗战初期，大家既不甚明白抗战的实际，而又不肯不努力于抗战宣传，于是就拾起旧的形式，空洞的，而不无相当宣传效果的，作出些救急的宣传品。渐渐的，大家对于战时生活更习惯了，对于抗战的一切更清楚了，就自然会放弃那种空洞的宣传，而因更关切抗战的缘故，乃更关切文艺。那些宣传为主，文艺为副的通俗读品，自然还有它的效果，那么就由专家或机关去作好了。至于抗战文艺的主流，便应跟着抗战的艰苦，生活的艰苦，而更加深刻，定非几句空洞的口号标语所能支持的了。我说，抗战的持久加强了文艺的深度[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