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5-0073-07 1920年10月12日罗素应邀来华，开始了他为期一年的讲学之旅。罗素尚未来华之前，各路报刊如《申报》《晨报》《新青年》《东方杂志》等，满篇皆是介绍罗素的文字。罗素身为数理哲学家，但他那抽象的哲学并没有引发中国听众的多大兴趣，倒是那些“社会改造”的话题引起了人们持久的热情。“研究哲学不是他的目的，他此来是为研究中国的社会状况的。他觉得这事不仅有趣味，而且非常重要，就是他将来要想对中国有所贡献，也就在这里”①。作为最先系统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刊物之一，《东方杂志》自然冲在最前沿。杂志派人跟随罗素，全程聆听演讲，并从三个方面近距离对罗素进行了观察，一是“实用方面看出罗素”，二是“自由方面看出罗素”，三是“从调和方面看出罗素”。②据云，实用方面主要是指他处处照顾实际，不尚空谈；自由方面主要是指他的自由主义立场；调和方面主要是“主张采用基尔特社会主义，就是调和精神的发现”③。当然，罗素涉及的问题，远远不止这三点，《东方杂志》要从罗素身上得到的东西也远远不止这些，其他如东西文化关系、社会改造的方法、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等，都是《东方杂志》要表达的东西。实际上，刊物是在借罗素之口，说出自己一直在说或一直想说的话。 一、从罗素视角再探中西文化关系 《东方杂志》对东方文化素怀较高期许，在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若干次讨论中，包括杜亚泉在内的编撰同仁不仅不认可有人对中国文化的指责，而且对注重“精神文明”的中国文化和专求“物质功利”的西方文化，下过一番“调和”的功夫。杜亚泉下台后，杂志的编辑方针和文化态度均有所调整，但在中国文化地位的认识上并没多少改观。因此借着罗素的来华，他们将这个已经讨论数次的问题再次拿上桌面。 罗素要算对中国文化有一定了解的西方哲学家了。他认为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埃及、巴比伦、波斯、罗马等古国文明都消失了，惟有中国文化“经过永久不绝的进化，至今还是生存着”，这个奇迹之所以出现，在他看来，主要原因是中国文化内在的生命力，具体而言就是儒释道三教的独特作用。首先是儒家学说，“其生存之力既如此伟大，则其本道自有优美之点在，宜受吾人之崇仰，宜得吾人之注意”④。他认为儒家学说，既无空疏的神秘信仰，也无“无用”的高尚道德，它专擅“伦理之事”，“平近易行”，虽有“礼仪上琐屑之点”，但与其他宗教比较起来，具有代行宗教的独特社会功能。在他看来，中国人之所以具有“优美之态度与完善之礼俗”，实乃儒家“教训”之功。“西人以凶悍手段侮辱华人，而华人每受之泰然，不屑以暴报暴以自贬其身价，此西人所当引为深耻者也。欧人每视此为华人之弱点，不知此乃其力之所在，中国自来所持以战胜其战胜者，即此力也。”⑤罗素发掘的儒教管理社会的正面功用也是东方同人反复阐述的。其次是道家。罗素特别推崇老子的自然思想，认为其尊崇的“道”，具有特别的意趣，“彼以为各人，各动物，及各物之举止行为各有其自然之方法与状态，吾人自身既当循此而行，而又须鼓励他人亦循此而行也”。因此，他认为在一定意义上，道家哲学“意趣实远胜于孔子”⑥。他认为老庄所提倡的自然生活，虽然不尽切时，也有玄妙色彩，但是它塑造的自然、艺术、诙谐、克制、悠悠不迫的民族性格，却举世少有，“此二特色在中国一切文学与美术及现时智识阶级之谈吐中均有之：中国人在任何阶级，均好嘻笑，从不坐失其诙谐之机。于智识阶级中，其诙谐尤为敏雅，故欧洲人恒不之觉，此盖中国人所引为荣事者也。”⑦这些“民族性”在近代常被国人疵议，但在罗素眼里，它们恰恰是中国民族性的优点。罗素对道家哲学及华人“生活之美与尊严”的肯定，也是《东方杂志》一贯的态度。再次是佛教。罗素认为佛教输入中国不久，即“占得宗教上确定之位置”，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具神秘之教义及救世之道，并宣传一种未来之生活者也”⑧，中国人信奉佛教，并不排斥孔教，常常“一人可同时为佛教徒而亦为孔教徒”，二教并立的情形使中国人养成了纯粹入世与宗教观念的结合，因此对于社会是一种稳定剂，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其效果则人民除内乱时期外，皆颇安乐，征服之民族许其自治，而异邦民族无须以其地广人众而恐怖也”⑨。不过，罗素也认识到，三教并存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进入现代以后孔教就渐渐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了。 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罗素的观点简直就是东方同人观点的再版。罗素宣称，东西方文化是两种性质的文化，二者的“根本异点”在于“中国人之目的在享受，而吾西方人之目的在权力。吾西方人喜以己力服人，且喜以人力服自然。因其喜以己力服人也，于是建为强国；因其喜以己力服自然也，于是创为科学。中国人则赋性既逸且厚，既不宜以建立强国，亦不宜于创明科学。”⑩反观传统中国，他认为“罪孽观念”“权力观念”“实验方法”均没有生长土壤，只是进入近代以后，两种文化交流渐密，“科学与实业主义”才从欧洲输入(11)。这些都是《东方杂志》编辑一直传播的知识。 东方同人更为感兴趣的是罗素的东西文化互补论。罗素在《东方杂志》撰文指出，东西文化，互有短长，都需经过一番取长补短的功夫，“能采取吾人之长而亦保存其固有之长也”；而不是“采取吾人之劣点而又保守其自有之劣点”(12)，这一认识几乎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共识。更让他们兴奋的是罗素的希望：互相吸收之后仍然保持自己的特色，而非将对方改造成另一个自己，“受过欧美教育的中国人，都以为要有一种新的质素，补足传统文化的生气，他们就想用了我们的文明去补足他。但是他们并不想建造和我们一个模样的文明”(13)。 罗素礼赞的中国文化包容性，也是中国人文主义者一直津津乐道的。他说，中国文化向来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一直与外来文明保持着密切联系，过去接受佛教文化，现在又接纳西方科学文化。他相信，正如佛教并没把中国人变成印度人一样，科学也不会把中国人变成欧洲人。他还相信中国文化的这种特征，在面临欧洲文化的进攻之时，具有趋利避害的同化和净化功能，“西方文明的一切弊害——残忍，轻躁，压抑弱者，专图物质的那种偏见——他们明知是坏的，不愿意去仿效。至于西方文明的一切优点呢——以科学为最——他们却又是很愿意采取的”(14)。罗素还告诫中国人，切不可丢掉自己的文化，而“去统括的采用欧洲文化”。罗素的这些论点和刊物一直强调的以我为主的“调和论”如出一辙。 二、借罗素之口解剖中国“国民性” 反思中国“国民性”，讨论“民气”衰弱之表现及其与国家强弱之关系，是《东方杂志》开办以来的一个基本主题。翻开杂志1至4卷，有关“民气”问题的社说、评论，遍布每卷每期，如第1卷第1期有《论中国民气之可用》，第2卷第3期有《养民气论》，第2卷第5期有《论民气与国家之关系》，第2卷第8期有《论中国民气衰弱之由》，第3卷第4期有《论民气》，等等。在近代启蒙主义的时代氛围中，探讨“民气”衰弱之因，寻找增强之道，实际上也是改造国民性的一个重要途径，“国者，人民之聚合体也。民强，斯国强；民弱，斯国弱。善觇其国者，不观其国势之强弱，而观其民气之盛衰”(15)。可以说，国民改造作为一个“元问题”，或显或潜地贯穿了《东方杂志》的办刊始终。罗素谈论中国国民性，正好给了杂志一个机会，把这个陈年话题再炒一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