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文学史谈及“十七年”文学的生成，总是强调1949年后文艺界整风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历史作用。如此一来，经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简称为“延安讲话”)确立起的“人民文艺”就成了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的产物。但此观点显然忽略了对作家接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复杂动机的考察，而后者则与1940年代末共产党的团结作家政策直接相关。随着战争局势日渐明朗，共产党即着手在全国范围内重建新文艺体制。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不论是在人才数量，还是在创作成果上，仅靠丁玲等延安作家无法在短时期内实现此目标。因此，尽可能团结和争取更多非解放区的文学人才，使之在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为即将到来的新政权服务，就成为彼时共产党的一项重要文化工作。就如周恩来所说：“不单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和大后方文艺工作者要团结，对于过去不问政治的人要团结，甚至反对过我们的人也要团结”。① 反过来，这种相对开放、包容的态度，也为那些非左翼作家主动靠近、了解“人民文艺”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规范提供了机会。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团结作家”不是空洞的口号，当它从意识形态政策落实到具体的文化实践时，必然要面对有着不同知识结构、文学诉求和政治立场的作家群体，因此必须考虑选择不同的团结形式；另一方面，“团结”不是无条件地接纳所有作家，毋宁说是将他们纳入文艺转向的结构性前提，内含着某种“筛选机制”。考察团结方法的差异与团结“边界”的设置，能够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探查“人民文艺”的建构标准及运作方式。 一、团结作家的政策背景与历史发展 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对非左翼作家的积极争取，并非一种临时性的文化策略，而是源于其一贯以来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与“统一战线”政策的不断发展。虽然早期犯下过根据狭隘“阶级出身”来“肃清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但在1930年代中期后，党内高层领导人便根据革命情势自我调整，有意识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吸引知识分子的决议。如1935年，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式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应帮助“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发展文化、教育、艺术、科学及技术天才的机会。”②针对党内仍有不少干部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重要性的问题，中共中央又在1939年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不但区分了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服务的知识分子，还正确地指出革命的成功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③ 1930年代后期，大批知识分子汇集延安。为了更好地对他们加以领导，中共中央颁布了《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十年来文化运动的检讨及目前文化运动的任务》等政策文件，呼吁党内干部“重视文化人”，并在制度层面确认“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质上保障文化人写作的必要条件”，“特别对于新来的及非党的文化人，应更多的采取同情、诱导、帮助的方式去影响他们进步，使他们接近大众、接近现实、接近共产党、尊重革命秩序、服从革命纪律。”④就在同一时期，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影响深远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其中心观点在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走，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随着五四运动中无产阶级力量的兴起壮大，第一步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也由“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向“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是故“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是一种基于“统一战线”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它由无产阶级领导，主要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但毛泽东也极为现实地指出，虽然新民主主义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却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因此，他不但一定程度上承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化存在的合理性和进步意义，不绝对排斥具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反而欢迎并主动要求这些小资产阶级进入革命队伍。因为只有首先拥有“进步的文化工作者”，才能谈如何建构“新民主主义文化”，并使之“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问题。⑤ “新民主主义”及其对“统战”文化形态的想象成为1940年代共产党吸收党外知识分子、制定相关文艺政策的轴心。如在著名的“延安讲话”里，毛泽东不仅承认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革命力量，要求和同情共产党的“一切文学艺术家”团结起来，形成统一战线；更明确把知识分子归入“人民”的范畴，使之享有与工农兵相似的权利。⑥在稍后的《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里他又强调：“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正式表明我们党欢迎并吸收大批的知识分子，不管是什么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抗日的就应该吸收。”“至于某些时候，或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属于部分的性质，这样的问题好解决，都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⑦解放战争爆发后，中央更是几次三番强调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要求谨慎处理与国统区一般知识分子的关系，“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⑧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论者指出知识分子“虽然也是资产阶级，却是可以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保守而中立的”，因此将之归入“被压迫阶级”，并称“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到达的地方，对于这些阶级，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⑨任弼时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里也着意强调了对知识分子要采取争取、团结、教育的政策，使他们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知识技能，为人民共和国服务的观点。⑩1948年前后，共产党已开始有针对性地展开对国统区知识分子的争取工作，众多知名作家和学者在地下党员的帮助下经由香港回到北平。同年年底，毛泽东又和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给彭真、叶剑英与林彪等人的指示，要求后者注意保护和“大批地利用”北平知识分子。(11)这些举措足以见出党的领导人对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也构成了1940年代末共产党团结、争取非左翼作家的历史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