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评价《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①为“一本真实介绍我们情况的书”，这奠定了其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改革开放后成立的三S研究会②进一步对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作了历史性的研究与肯定。从报告文学追求“历史使命”和“政治意义”来说，《西行漫记》确为诠释中国革命走向成功这一历史必然性的绝佳样本。若抛开政治意义，易被研究者忽视的是《西行漫记》在翻译史上的地位，尤其是对于《西行漫记》的诞生地上海孤岛来说，其意义尚未被挖掘。笔者将从讨论孤岛翻译界在译作选择、文体类型、翻译方式和翻译组织方面的变化来阐释孤岛文学翻译出现的转型，同时对《西行漫记》在翻译转型中的作用进行适当的定位。 一、从名著名译到报告文学翻译 “八·一三战役”后，上海沦为孤岛。受时局影响，战前上海的“名著名译”翻译路径难以为继。直接原因是译家避难他处，出版机构外迁，但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循此路径的翻译无助于战时文化动员。换句话说，“纯文学”翻译不适合战时需要。这一点，从孤岛初期徐迟的《纯文艺》不足月便夭折就已反映。与纯文学翻译的消弭相对应，反映抗战的新闻类翻译报刊却应时出现，销量也直线攀升。《译报》(后改为《每日译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这份综合性翻译刊物登载外刊外电的新闻类作品，范围从《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等无所不包，后来在孤岛翻译界扮演重要角色的梅益、哲非、梅蔼等都活跃于此。 专门的翻译类报刊③的出现，是孤岛翻译届出现的重要变化，这亦是对战时报告文学创作翻译及文艺通讯员运动的回应。早在战前，左翼文人就呼唤“报告文学时代”的来临，特别是“国防文学”的提倡更赋予了报告文学特殊的政治使命。当时周立波和梅益就翻译了报告文学《秘密的中国》和《对马》，只是由于典范之作并未出现，才让“报告文学时代”直到上海孤岛时期才姗姗来迟。 “报告文学时代”来临的转机出现在1937年底1938年初。由于远东战事，不下一二百人的外国记者和观察家云集上海，④他们定期向世界报道战局走向。自然，这些“中国报道”成为沪上各大报刊的重要翻译来源，记者和外国观察家如史沫特莉、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海伦·斯诺、爱泼斯坦、J.B.鲍威尔、阿特丽、汉斯·希伯、詹姆斯·贝特兰、A.E.麦雷、哈里森·福尔曼、约翰·根室、项美丽、克劳则成为国内译者追逐的目标。虽然埃德加·斯诺仅是这些记者中的一员，但其作品的影响之大，无出其右。也正是斯诺这部“文采与思想”兼具的报告文学，点燃了孤岛译者的翻译热情。在其影响之下，美懿(梅益)翻译了史沫特莉的《中国红军行进》，林淡秋翻译了勃兰托的《中国的新生》、胡仲持等翻译了宁谟·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石梅林翻译了阿特丽的《扬子前线》。可以说，这股翻译热情基本贯穿整个孤岛时期，甚至在政治形势越发严峻的孤岛后期，还有群起翻译《法兰西的悲剧》的情况。且不少作品不止一个译本，如勃兰托的《华北前线》、辛克莱的《不许通过》就两个以上的译本。这股翻译热潮还造就了不少青年译者，如哲非、梅益、林淡秋、姜椿芳、金人、黄峰、胡仲持、朱雯、云玖等都成为孤岛翻译界的中坚，产生了多达35部以上的报告文学译作，且不含数量惊人的单篇译作。 毫无疑问，《西行漫记》在孤岛报告文学翻译中值得大书特书，它不但是孤岛报告文学翻译的开端，而且也是高峰。《西行漫记》对苏区和共产党领袖的乐观介绍，对红军长征的正面描写都是世界首次，⑤并且之后的红色题材报告文学作品不断涌现，不能不归功于复社同人对《西行漫记》的翻译。值得补充的是，孤岛报告文学翻译并不止于“红色题材”，另一大类则是关于中日战局走势和分析的作品，这类译作才算是孤岛报告文学翻译的主流。密观来说，在抗战的大环境下，“红色题材”确是另类。只是国民党当局长期对共产党的围剿和封锁，导致了“迷”一样的存在的红色政权具有了极大的新闻价值，且此时租界处于多种势力角逐的“政治真空”中，故而“红色题材”的《西行漫记》得以出版流通。⑥但无论《西行漫记》在孤岛报告文学翻译中显得如何另类，其依旧是具有孤岛报告文学翻译开端和高峰的两重价值，同时也是孤岛文学翻译在抗战条件下转型中的典型案例。 二、合译⑦的翻译方式 众所周知，《西行漫记》是12位译者合译产生的。一般而言，文学翻译排斥合译。一方面是译者不通读全文就开始翻译，难以对全书内容进行整体把握，导致错译误译；另一方面，风格的一致也难以追求。故合译是下策。但从1936年开始，集体创作的概念因高尔基主持的《工厂史》《内战史》和《世界的一日》而被引入中国，进而被左翼提倡。抗战开始后，集体创作《保卫卢沟桥》虽产生广泛影响，但此时集体创作尚未涉及翻译领域。第一次出现集体翻译则始于孤岛。1938年初，复社成立，胡愈之组织多位译者分头翻译，“六七天突击译出全书，又用三个星期排印出版”。⑧至此算是开启了孤岛翻译的新方式。 合译方式的出现体现的是商业性与即时性的统一。在复社版《西行漫记》第四版的译者页面上，竖排三列显示有12位译者，他们是王厂青、林淡秋、陈仲逸、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冯宾符。其实在印行第二版时，译者中增加了许天虹。而据戴文葆《胡愈之译文集·编后记》，译者还包括了胡愈之的两个弟弟胡霍和胡伯恳。这样，《西行漫记》的译者一共15位。⑨据译者之一的胡仲持之女胡德华的回忆，“为了抢时间翻译，这本书有我的父亲和王厂青等十一人把英文版新书拆开，一人一篇；不到一个月，全部译完”。⑩用如此之短的时间翻译出版，其内在的驱动力是什么。我们易于从政治角度过度阐释，但与政治因素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新闻类作品对即时性的高要求。只有更快的翻译出版，才能让新闻类作品产生应有的时效性，进而实现其商业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