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最早对于家世与童年经验的记述，应属《〈呐喊〉自序》。其中那段有关“家道中落”的文字，早为后人耳熟能详，并成为理解和阐释鲁迅思想及“底层”经验的出发点——“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①。1925年，鲁迅在应《阿Q正传》俄译者王希礼之请而写的《著者自叙传略》中说：“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底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②，1930年鲁迅写《鲁迅自传》时几乎原封不动地重复了这段文字③。这里“很大的变故”，即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因科场案入狱。鲁迅的自述，多年来成为研究鲁迅思想发展和创作心理时“不言自明”的重要史实而为学界所广泛引用。不过，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其自述文字常存在“诗”与“真实”的张力问题，《藤野先生》中有关幻灯片事件的记述，即为一例，此已为近年鲁迅研究所证实。同样，鲁迅关于“家道中落”的自述，我们能否毫不怀疑地将其作为史实接受和运用，亦并非无可讨论。本文拟从周氏家族史的角度，细读并辨析相关文献，以期对鲁迅“家道中落”的本相作一详尽考论。 一、如何“小康” 谈及鲁迅家道中落，不能不考察变故之前鲁迅家族的境况，以便比较在此前后衰落的程度。清光绪七年辛巳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鲁迅生于浙江绍兴会稽县东昌坊口覆盆桥周家新台门。周作人说：“乡下所谓台门意思是说邸第，是士大夫阶级的住宅，与一般里弄的房屋不同，因此这里边的人，无论贫富老少，称为台门货，也与普通人有点不同。在家景好的时候可以坐食，及至中落无法谋生，只有走向没落的一路。”④ 历史上鼎盛时期的周家确是绍兴的豪门望族。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在《恒训》中说： 予族明万历时，家已小康，述先公祭田，俱万历年置。累世耕读。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小七房。韫山公生七子。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大族焉。逮嘉道时，族中多效奢侈，遂失其产。复遭十七爷房争继，讼至京师，各房中落者多。而我高祖派下，小康如昔也。自我昆季辈，不事生计，侄辈继之，卖田典屋，产业尽矣。⑤ 周介孚关于周家称“大大族”的说法为现存资料所证实。就经济状况而言，据九世祖致房(覆盆桥周氏家族八世祖熊占公有三子，分为致、中、和三房。致房下又分智、仁、勇三房。智房下又分兴、立、诚三房，鲁迅的曾祖父苓年公即是智兴房的第一代)佩兰公分授给勇房的田产分书看，“分书面页写‘分给幼子崧收执’。分书所配搭的田亩计：山阴湖田178.620亩，中田3.7005亩，会稽上田38.890亩，下田5.435亩，总计分给勇房的田产共计是二百二十六亩六分四厘五毛五丝。那末分给智、仁两房的，当然都是同一的数字”⑥。据鲁迅的祖叔周冠五测算，加上祭田，“总共致中和三房公祭私产是确实为二千七百五十九亩”，而且从分书内容提供的线索可知“尊德”“崇德”两典当依然存在，新台门、过桥台门两所房屋都已落成。⑦周家在绍兴可谓首屈一指的大家族，经济实力雄厚，名望很高，“根据上代的传说，每届收租的时期，周氏租船未经开出以前，各姓租船都在犹豫观望，必定要等周氏租船开出和佃农议完租水以后，各姓租船方才开出。”⑧就社会地位而言，自六世祖韫山公以举人出现，周家就进入了上层绅士阶层⑨。至十一世，鲁迅曾祖辈的老大、中房派下慎房的一斋，“是个举人，他曾奉旨办理太平天国的善后，恢复地方政府，所以他就成了绍兴的首席绅士，凡会稽县知县上任，或有什么事情，必来拜会，找他商量。据说他晚年在家纳福，不大喜欢官场应酬。有一次，知县的轿子已经抬到厅前，而他又恰恰从耳厅出来，见知县来了，连忙用芭蕉扇把自己的面孔一遮，叫声：‘挡驾，不在家。’知县也只得无可奈何地回去了。”⑩由此可见，周家作为绍兴首席绅士家族，在官场和民间社会都极有影响力，确实称得上是“大大族”。 但“而我高祖派下，小康如昔也。自我昆季辈，不事生计，侄辈继之，卖田典屋，产业尽矣”却不尽符合实际。周作人说：“三味书屋是私塾，先生在家里开馆授徒，每节收束修若干，学生早出晚归，路近的中午也回家去吃饭；有钱人家则设家塾，雇先生来教书，住在东家的家里，如秃先生那样，这完全是两种办法。”(11)而“介孚公幼年时家贫好学，无资延师，经常就三台门族房书塾中，趁塾师讲解经义或教授时艺，辄往旁听。一塾一塾的挨着听过去，其时各房族经济充裕者多，各延师设塾以课子弟，讲学时间特予参差先后，原意就是为使各塾就学子弟可相互听讲，以宏造就。介孚公也是趁机进修，他天资高，易于领会，收获最大。族中人誉之为‘收晒凉’(即乘便得利的意思)。”(12)可见到周介孚这一代，各房族中可以设塾以课子弟的经济充裕者尚多，倒是为周介孚所自豪的智兴房相比之下反显逊色。据周建人回忆，周介孚1893年回绍兴以后常去找和房的以？公聊天，当时“和房有两个账房，工头是文相，服侍十五曾叔祖有个年轻工人叫恭慎，服侍新老太太有两个丫头，另外各有烧饭妈妈，做粗活的长工，管花草的花匠，管鸟的、管鱼虫的工人，还有忙月、短工，总加起来，也有20人”(13)。与鲁迅同在三味书屋读书的族人周兰星后来就去了和房账房。可见即便鲁迅成年以后，周家至少仍有个别房族拥有大量资产，并非如周介孚所说的“产业尽矣”。而就社会地位而言，周介孚这一代族人中，周介孚考中进士，点了翰林，曾任江西金溪县知县、内阁中书；周庆蕃考中举人后拣选知县，后来到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任监督，曾扶助族中子弟周鸣山、周伯升、鲁迅、周作人、周冠五进江南水师学堂读书；周藕琴曾在江西、陕西等地任刑名师爷，直到1901年才回到绍兴；周玉田考中秀才……应该说周家仍然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由于台门的积习，周家子弟的出路实在有限。周作人说：“根据他们的传统，台门货的出路是这几条，其原有资产，可以做地主，或开当铺钱店的，当然不在此限。其一是科举，中了举人进士，升官发财，或居乡当绅士。其二是学幕，考试不利，或秀才以上不能进取，改学师爷，称为佐治。其三是学生意，这也限于当铺钱店，若绸缎布店以次便不屑干了。可是第一第二都要多少凭自己的才力，若是书读得不通，或是知识短缺，也就难以成功，至于第三类也须要有力的后援，而且失业后不易再得，特别是当铺的伙计，普通尊称为朝奉，诨名则云夜壶镴，因为它不能改制别的器皿也。照这样情形，低不就，高不凑，结果只是坐吃山空，显出那些不可思议的生活法，末了台门分散，混入人丛中不可再见了。论他们的质地，即使不能归田，很可能做个灵巧的工人，或是平常的店伙，可是懒得做或不屑做，这是台门的积习害了他们，上文所说的好多人情形不一样，但其为台门悲剧的人物，原是根本相同的。”(14)周介孚的子侄辈虽不乏考中秀才者，但无人考中进士举人，跻身上层绅士，多半高不成，低不就，不做事，坐吃山空，结果是处于维持生活现状甚至贫困潦倒的境地。像周慰农为人精明能干，因为顶撞知县而失去朱墨师爷职位回到绍兴，后来嗜酒好赌，其子周寿恒天资远超过鲁迅，于音乐戏曲上颇有成就，只因台门子弟万万不能做戏子，又不喜欢学生意，最后成了吃吃玩玩的“嬉客大少爷”；四七相貌英俊、颇有才干，而且写得一手好字，文理清通，周家二尺见方的匾额和廊柱上的抱对是他写的，是同辈中的佼佼者，被周介孚带到江西学幕，因为不安分失去职位，回乡之后索性游手好闲，抽大烟，喝老酒，竟然成了“打翻又爬起，爬起又打翻”的破脚骨，最后在潦倒中去世；五十曾在县衙门库房做事，觉得没意思，就放弃职位在家里闲荡，吸食鸦片；衡廷曾在县衙门做过朱墨师爷，字写得极好，文理通顺，后来则整天坐在茶馆里，不去找事做，打听来消息回台门来传播，还自称是狗眼，看得见鬼，说些鬼话吓唬女人们……这些都是台门子弟没落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