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8)03-0086-07 自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确立了近代哲学-科学的起点并规定了它们的发展方向以来，随着人们对“我思”理解的不断深入，“自我”、“自我意识”在知识中的基础地位也不断发生变化，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演变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流派。具体而言，对笛卡尔“我思”的把握，有三个发生场域：一是反思式的发生场域，在这个场域中，“自我反思”不仅主导着我们对笛卡尔哲学的理解，甚至主导着对整个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理解，形成一种笛卡尔主义的反思范式；二是表象式的发生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主体性形而上学得以完成，“我思”不仅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而且“我思”是知识得以可能的至上原理，规定着认识对象的呈现与否以及以什么样的性状给予我们，我思的表象式发生场域成就了康德的知识论；三是现象学式的发生场域，在这个场域中，笛卡尔的“我思”奠定了现象学的主旨，我思与我在的关系也得到完全不同的规定，笛卡尔“清晰明白”的真观念原则得到彻底贯彻，自我意识的明见性、直接性成为可理解的。 一、反思式的发生场域 笛卡尔的普遍怀疑，只有建立在文艺复兴运动重新发现了“人”这个语境之中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只有在人性(理性)普遍取代神性，成为知识的法庭与保障之后，这种普遍怀疑才可以实施。当神格退隐，大地上只剩下个人(人格)的时候，知识的确实性问题才完全交到人手中。这时，人就会发现：“我”是一个能思想的存在、一个精神、一个理智，尽管这个理智还只是一个有限的理智，还不能仅仅凭借思想、意欲、感觉、好恶来规定世界，更不用说创造世界。但没有了上帝对知识确实性的保障，人又能拿什么来保障知识的确实性呢?唯一可以信赖的就只有这个理智了。可见，笛卡尔对知识实施的普遍怀疑以及由此建立的“我思”哲学，显然是一种自我负责的哲学。 笛卡尔通过沉思发现，人类既不具有一门对我们有效的科学，也不具有一个为我们存在着的世界。所以，笛卡尔的沉思或者普遍怀疑首先针对的是我们关于世界现实存在的“存在信仰”。其次，当笛卡尔的沉思使经验世界成为可怀疑的世界，使其现实确实性失效以后，从事着沉思的“我”、从事普遍怀疑的“我”被给予。最后，“我思”的确实性被清晰明白地确立为知识的基础。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笛卡尔的“我思”首先给予的不是“我在”，而是沉思本身(我有理性)，而且对理性的确认，完全超越了亚里士多德对人是理性的定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人的理性沉思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希腊人对自然的理性态度是通达人生至高境界的途径。而笛卡尔的沉思(对理性的再次确认)所带来的后果，则是人与自然的完全分离，而且把自然与关于自然的知识也区分开来，自然是外在于人的精神、心灵的广延之物，认识自然就成为精神之物的应有之义与独有功能。 “我思”拥有一个多重的反思结构。单纯的“我思”在没有进行第一次反思时，思想着的我并没有在场：我意识到一朵玫瑰，在意识活动中，一个某物出现在观念中(呈现在眼前)。在这一意识阶段，意识活动只是一段尚没有被命名和赋义的意识流，意识流中出现的这个某物(一朵玫瑰)只有在浅层次的反思介入时，才被命名与赋义。也就是说，当“我思”进一步意识到我是在从事意识活动时，这个某物才被“作为”一朵玫瑰十分清晰、明白地出现在我的观念中。浅层次的反思只是对一个某物作为一朵玫瑰进行命名活动和赋义活动，这时的我思作为意识活动，依然没有让“我”出现。“我在意识着一朵玫瑰”被纳入到深层次反思，也就是将“我在意识着一朵玫瑰”这个句子作为一个观察句子时，“我”作为这个句子的主语出现，我才作为一个特殊主体在场；更深一层，将这个句子作为哲学命题时，作为从事着意识活动的我，思想着的我才会出场，我作为一般精神主体在场。这就意味着，只有在深层次的反思或哲学反思活动中，思想中从事思想活动、意识活动的那个“我”才会十分清晰、明白地呈现在观念中。但是，这个通过借助深层次反思而呈现在观念中的“我”只是一个思想着的我、精神性的我。尽管如此，这个只能思想而没有广延性的精神性的我，被笛卡尔及之后的哲学家们实体化为形而上学的基础即主体，它成为真理的基础、近代哲学的出发点。在此意义上，人们才会评价笛卡尔说，他重建了哲学的基础。胡塞尔在《笛卡尔式的沉思》中说：“笛卡尔的这些沉思在某种完全独一无二的意义上，而且恰好是通过回溯到纯粹的我思(ego cogito)而在哲学中开辟了一个时代……哲学做出了一种彻底的转向，即从朴素的客观主义转向了先验的主体主义。”①黑格尔说：“从笛卡尔起，我们踏进了一种独立的哲学。这种哲学明白：它自己是独立地从理性而来的，自我意识是真理的主要环节……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到了自己的家园，可以像一个在惊涛骇浪中长期漂泊之后的船夫一样，高呼‘陆地’。”②海德格尔进一步阐发了笛卡尔、黑格尔将“主体”确立为哲学基础、真理根据的义理：“黑格尔说，有了笛卡尔的我思(ego cogito)，哲学才首次找到了坚固的基地，在那里哲学才能有家园之感。如果说随着作为突出基底(subiectum)的自我思维，绝对基础就被达到了，那么这就是说：主体乃是被转移到意识中去的根据(
)，即真实在场者，就是在传统语言中十分含糊地被叫做‘实体’的那个东西。”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