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哲学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哲学危机不但成为一个不断被人们谈论的话题,而且也实实在在地在人们的生活中发生。一方面是哲学越来越成为学术工业的从业者们自娱自乐、博取名利的东西;另一方面是哲学普遍被人忽视,即使是在社会文化中也日益退居边缘的地位。普通人最多对成为一种文化消费品的伪哲学有点兴趣,但更多的则是对哲学敬而远之。 与此同时,也不断有人对哲学危机提出自己的种种看法。然而,这些看法往往是从外在经验层面的哲学不景气和日益没落来看哲学的危机,很少对哲学危机的内涵及其原因有所揭示。对经验事物的危机尚且不能仅仅通过描述其外在表现来把握它,对哲学危机就更不能停留在表面,因为那将无法认识哲学危机所包含的重大哲学问题,从而把握危机大多会蕴含的契机。 危机意味着严重的不正常,甚至不正常到要威胁事物本身的存在。因此,要知道一事物的危机究竟为何,首先要知道它一般是什么。哲学与人的思维有关。人的思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与我们的生存本能有关,以思考和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种种特殊的、现实的、实用的、具体的、个别的问题为目的。另一种则不然,它并不以任何具体、特殊的问题为目标,而以把握作为整体的存在为目的。哲学就是这种类型思维的产物,哲学的诞生是以人类试图从总体上把握大全(
)或作为整体的存在开始的。《易经》之所以为群经之首,就是因为它明确试图用“易”(不易、变易、易简)这个概念来从整体上把握天地万有的根本。而爱奥尼亚学派的哲学家用水、无限或气来解释世界存在时,也是这个意思。 哲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以思考大全为根本特征。当然,这决不是说哲学不思考其他问题,而是说,哲学思考任何问题,都必然是在大全或作为全体的存在的基础上进行的,都必然可以还原为此一问题,因为大全问题不能肤浅地理解为纯粹范围问题,而应理解为最高的问题和终极性问题。胡塞尔说哲学从古代到近代都是“关于存在者全体的学问”,①不但符合西方哲学的事实,对于中国哲学也一样适用。 但是,哲学对此最高问题和终极性问题的思考,绝不同于一般的对客观知识的追求,而是要找到足以给自己的存在和世界的存在以根本指导的原则,发现自己和世界的存在根据,也就是根本道理,以使自己能够安身立命。没有这样的根本原则和根本道理,人类就会觉得自己无家可归,自己的存在是无根的存在。人与其他生物最根本的区别,大概就在于要给自己的存在找出一个理由,要赋予自己的人生以某种意义。但是,这种意义总是建立在人对自己和宇宙存在的理解基础上的,否则他就无法根据这种理解,而不仅仅是本能来决定他在世界上的种种行动。人在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的同时,也在思考世界和宇宙的意义,因为他一开始便把自己与宇宙视为一体。古人所说“为天地立心”,正此之谓也。 然而,哲学的这个特性,近代以来却被逐渐否定和抛弃。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现代性使然。胡塞尔曾明确揭示过现代性与哲学危机之间的内在关系。首先是万物一体的信念在近代动摇了,“这绝不仅是由于表面上的原因,即形而上学不断失败与实证科学的理论和实践的成就锐势不减地越来越巨大的增长之间荒谬的令人惊恐的鲜明对比”,②而是近代科学(伽利略)将自然数学化,使得自然成为一个自身封闭的物体世界。这“很快就引起了关于世界一般的理念的完全改变。世界可以说分裂成为两个世界:自然和心灵的世界”。③ 与此同时,是主体概念的出现,事实上这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相关的方面。近代主体性概念是人对自己认识世界能力产生怀疑的产物,笛卡尔主体哲学的基本特征就是疑字当头。正如阿伦特所指出的,笛卡尔哲学为两个噩梦所苦:一是实在性的噩梦,即无法确定世界的实在性和人类生活的实在性;二是对人的认识能力怀疑的噩梦。④这种最终只能确定自己的主体地位的主体概念,最终的结论是我们认识的不是世界本身,而是我们对世界的主观建构。 由此,近代西方的自然观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这一变化之大使得人们有理由把它看成是“重构世界”。⑤自然经历了从神的任意产物,到异教的命运女神,再到运动中的物质这样一个一再重新理解的过程,⑥自然最终被看作是一个独立于人的意志的机械物质运动的实体,只有内在的机械规律,没有内在的目的。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从属于自然的机械规律。笛卡尔和霍布斯在许多问题上有严重分歧,但在物质机械自然观和人从属于自然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培根、笛卡尔、霍布斯等思想家寻求一种新的开端,不再把人或神置于优先地位,而是把自然置于优先地位,试图不把世界理解为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的自由的产物,或者一个彻底全能的神的意志的产物,而是理解成物质的机械运动的产物。”⑦物质自然具有存在者层次上的优先性,唯物论与自然实在论成为最为流行的存在论理论。 但是,无论是伽利略还是笛卡尔,都认为物质运动可以还原为数学公式,自然界是“一部由时空中的物质运动所构成的巨大而自足的数学机器”。⑧世界是一个几何学的世界,“只能通过纯粹数学来认识”。⑨然而,数学认识的不是世界本身,而是数学化的世界,即我们人通过数学构造的世界。这样,“笛卡尔针对普遍怀疑获得确定性的方法,与从新物理学中得出的明显结论高度一致:即使一个人不能按照某物给予或揭示的样子来认识真理,他至少也认识他自己制造的东西。”⑩现在,理性是我们认识的最高权威,但这个最高权威所蕴涵的秩序,不是由我们心灵发现的事物的秩序,而是我们心灵构造的秩序。(11)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其实不过是以先验哲学的方式系统阐明和论证此一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