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与厄内斯特·拉克劳相见是1976年春天，我们邀请他为阿姆斯特丹大学拉美研究与文献中心举办两个讲座。第一个讲座是有关阿根廷政治结构的分析，第二个讲座则是对民粹主义新研究方法的探讨。我们很快意识到面对的是一颗学术新星，两个讲座均在学术界激起了大量讨论与持久兴奋。于是我们成为好友，几十年来友谊与联系从未中断。 拉克劳从事跨学科理论研究的能力尤为出色，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介入对众多知识领域都深具启发意义。身为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思想家与杰出学者，他同时也是一个热诚宽厚之人，必将引起人们深切的怀念。 在接下来对拉克劳著作的评述中，我想集中讨论4个内在相关的主题。这绝不可能穷尽其学术贡献的广度与深度，但希望能为评介拉克劳著述的某些重要方面提供一些线索。4个主题分别为重新架构马克思主义、明确政治(the political)的特殊性、挖掘新社会运动的意义和把大众与民主事业联系起来。对于其近40年著述中所涉及的政治与学术，我会举出尽可能多的例证。 一、重新架构马克思主义 在拉克劳的全部著作中，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社会与政治理论中的地位是贯穿始终的关键问题之一。的确，对某些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路向的知名学者而言，拉克劳是一个应受到谴责的典型，或者至少代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路线可悲的、令人失望的背离。最清楚的证据莫过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诺曼·格拉斯(Norman Geras)①与拉克劳和尚塔尔·穆芙(Chantal Mouffe)之间的理论交锋，该交锋反映出重申马克思主义表面性基本真理的方法与一种更新的、旨在探寻更开放的分析领域的视角之间日益增大的裂缝——或者说分歧，后一种视角允许引入新观念而又不整体上放弃马克思主义。② 在此应当指出，拉克劳早期的一两种著作采用了一种更明显的正统方法。举例来说，在对安德烈·甘德·弗兰克③关于发达与不发达的立场进行批判性评析时，他强调指出生产的中心地位，并且引用了马克思的论断——现代经济科学“只有在理论分析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时才真正开始”④而结束了论证。 拉克劳1988年接受美国学术期刊《战略》访谈时曾简明地阐述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该访谈随后以《建立一种新左翼》为题，于1990年发表在《反思我们时代的革命》(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一书中。当有人质疑其后马克思主义观点时，拉克劳回应称，他并不认为在他的思想演变过程中存在一个彻底的断裂。例如，把政治视为领导权与表达(articulation)的观点始终伴随在他的政治轨迹之中。他提到1984年他与尚塔尔·穆芙同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时，穆芙惊奇地发现他20年前发表在Lucha Obrera中的代表性论文中，居然有“社会主义斗争已经被表述为工人阶级争取民主的领导权”(p.178)。但拉克劳从未成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或一个在马克思主义中寻找“家园”者。而是如他在与此相关的一次访谈中所言，超出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并不必然在“拒绝”或“放弃”中两者择其一，而是与“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极端化特性渐行渐远”。他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论证指出：“任何值得尊重的思想传统，都永远不能认为它已达到解释力的极限。”(p.203) 在这一语境中，拉克劳把他本人与穆芙所采用的理论方法界定为“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 Marxist)，并且对为何使用这一特定称谓明确指出两个原因：第一个是理论性的，并且关切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以及马克思主义观念的特殊性问题，以使之不会变得面目全非：“如果我们清楚自己与马克思、考茨基、奥托·鲍威尔或罗莎·卢森堡等之间的差异，如果我们对当前的形势与差异性能够深思熟虑，那么他们对我们则具有更多更重要的意义。”(p.203)第二个原因是政治性的，即是说，在拉克劳看来，马克思主义并非足以明确我们整体政治认同的局限性的理论前沿。举例来说，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状态真理(state truth)”，它只会“强化左翼思想中最糟糕最根深蒂固的反民主习性”(p.204)。⑤他指出，通过把他与穆芙置于后马克思主义领域，可给予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尊严”，而这一尊严只有通过承认其局限性与历史性才能产生(p.130)。 拉克劳和穆芙在与格拉斯的论战中有一个重要方面，涉及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圈常遇到的一个公理，即对社会主义应当是民主的论点进行的回应。他们研究指出，对于并非在火星上生活的地球人而言，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确实不是不证自明的；他们反问格拉斯是否听说过斯大林主义、一党专政国家、新闻检查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苏军坦克入侵布拉格与布达佩斯等。拉克劳与穆芙为了反驳格拉斯的观点而指出，使社会主义与民主相结合(articulation)是一个政治规划，是长期、复杂的领导权建构的结果，而它始终受到威胁。他们进一步指出，当代各种反资本主义的斗争都是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就必然是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基于社会化生产方式的经济组织形式，也可能是某种官僚主义实施的结果，如东欧那些前共产主义国家那样，就此类例证而言，社会主义则可能是外在于民主革命的。⑥ 毋庸讳言，拉克劳对马克思主义批评与建设性的思考远远不止以上简略勾勒的内容，但受篇幅所限我只能提及这些。即便如此，我还是要指出与“重构马克思主义”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毋宁说，这也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内部差异性的地位与影响的一个中心问题。在这些差异性之中，我认为在当代最突出的是葛兰西式政治学，以及马克思与葛兰西的实质差异。我已经提到，拉克劳明确指出，必须通过认清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而回归马克思主义，并且要避免假定一种全能的、普遍性的革命这一历史倾向。同时，我们必须牢记马克思主义并非同质的(homogeneous)思想体系，其分析框架内的不同理论方式对当今的想象力与调查研究仍然至关重要。特别是说，葛兰西式马克思主义这一特殊形态建构了一个新的起点，产生了一个新概念的宝库——阵地战(war of position)、历史集团(historical bloc)、集体意志、有机知识分子、文化与道德领导权，而尤为重要的是领导权概念。根据这些观念，阶级决定论不再是必然现象——尽管如拉克劳与穆芙所表明的那样，葛兰西并未不顾一切地与阶级的中心地位彻底决裂。让我们从葛兰西著作中兹举一例，他对“集体意志”的概念化表述，以阐述我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