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受到了文化人类学、尤其以克里福德·格尔茨为旗帜的阐释人类学的深刻影响，这几乎已是学界的共识。林·亨特在《超越文化转向》中将格尔茨的《文化的阐释》列为此轮“文化转向”的主要影响源之一，加布丽埃尔·斯皮格尔则视新文化史和格尔茨的阐释人类学为具同质性的学术潮流；国内学界对相关问题也早有类似评述。①这些一般性评述对我们理解新文化史的渊源和方法十分重要，但如果能够将其与具体的个案研究结合起来，深入发掘其理论内核，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新文化史的脉络及其演变。 谈及格尔茨对历史学家的影响，学界最为人熟知的例子莫过于罗伯特·达恩顿，但格尔茨对娜塔莉·戴维斯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②相比长期坚守思想-文化史的达恩顿，戴维斯经历了从社会史到文化史、从法国史到跨地区乃至“去中心”(decentered)的历史的转变。③从这种角度看，戴维斯似乎要比达恩顿更能代表他们那一代史家的历程，④而她的个案可能也更具启发性。 那么，戴维斯受到了格尔茨什么影响？《马丁·盖尔归来》(以下简称《归来》)式的历史想象为什么站得住脚？此种想象与人类学“深描”(thick description)之间有什么关系？其背后有怎样的理论考量？在汲取养分之外，戴维斯是否又有超越格尔茨的尝试？本文拟从戴维斯与格尔茨的理路关联和互动入手，结合前者在作品中的方法实践，来对这几个问题进行考察。⑤ 如果说格尔茨在20世纪下半叶几乎是只手撬动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边界的话，⑥那么戴维斯则是美国历史学界从社会史模式向新文化史模式转折的关键人物。格尔茨对戴维斯的影响起始于20世纪七十年代，大致于八十年代达到高峰，两位学人此前所经历的学术方向上的转变，具有相当高的亲近性和可比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二战胜利和战后的经济繁荣，西方世界对实证科学和社会进步理念的信心重又达到了高峰。在这个时期的西方、尤其美国人文社科学界，各种基于进化论、实证主义、功能或结构主义的学术流派可谓风头正劲，历史学界自然也没有置身事外。所以，受社会史模式训练的戴维斯于1952年在里昂搜集档案的时候，找寻并编辑可量化的新教徒身份信息是她首要的任务，而类似布道词这样的“定性”证据，只是休息间歇的消遣。⑦ 但戴维斯逐渐觉察到这种研究模式的不足。自博士论文(1959年)开始，她就已经在反思和挑战社会史的限度，尤其是其过于强调社会-物质结构决定性作用和过于依赖社会科学理论分析的部分。⑧而在第一本作品集《早期现代法国的社会与文化》(以下简称《社会与文化》)中，她也开启了那扇从“社会”通向“文化”的大门，文学批评家米哈伊·巴赫金、人类学家维克托·特纳、阿诺·范·格奈普(Arnold van Gennep)和玛丽·道格拉斯都成为了她开门的助手。⑨ 《社会与文化》实际上还触及一个事关历史解释整体架构的关键问题：“文本性”(textuality)。在考察书籍史的文章《印刷与民众》中，戴维斯批评了此前不少学者工作的一个错误前提，他们试图通过考察书贩或出版商售出的书籍清单来了解普通读者的“眼界”。戴维斯尤其强调：“人们并不一定同意他们所读书中的价值观和思想……一名农民读到或(由他人朗读而)听到的不只是白纸黑字的字面信息，而是‘神奇陀螺’变化多端的旋转，这只有作者和读者合力抽打才能达到。”⑩ 换句话说，书籍并不能直白反映读者的“眼界”，书籍中的多样意义内涵需要读者的合力才能运作。那么其他文本材料又怎样呢？如果以湖泊打比方的话，传统的文本观视文本为清澈见底的平静湖面，而湖底就是那直白可见的事实。以印刷-书籍史研究为契机，戴维斯开始质疑此种观念，她开始超越白纸黑字去考虑文本的组织、表述和建构问题。(11)如同执着于湖底真实面目的观湖者需要考虑湖水的清浊和荡漾一样，对这几个问题的反思，正是戴维斯后来突破纯实证方法、展开历史想象的前提。 同戴维斯的“文化转向”大致平行，格尔茨学术方向上的转变始于五十年代中期。格尔茨博士阶段就读于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导师是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大师塔尔科特·帕森斯。同当时的学术主流一样，格尔茨最初的研究重心是战后新兴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尤其仰赖各种指数化的、类型学的、进化论式的分析工具。此种社会学-人类学考察与同时期的社会史研究可谓是“貌离神合”，它自信数据、材料和田野工作能够直白揭示事实，自信“现代化”是所有社会的不二指向，而这些“事实”就是破解种种发展“困局”的关键。 但格尔茨在爪哇两年半的田野工作，却已经让他深感调整的必要。宗教不是如经典定义的那般是社会功能的集合，而是符号建构(symbolic contrivances)。所以他在爪哇的工作，就从“一项对信仰和仪式社会角色的比较机制考察，变成了一项对实实在在的意义生发(meaning-making)及其复杂脉络的研究”。(12)有1956年吹响转向号角的博士论文后，这种调整一直在延续，戴维斯就比较了格尔茨六十年代的两部作品。在1963年的作品《小贩和君王》当中，他一方面抛弃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诸种单向线性的理论模型，另一方面则对经济活动进行人类学式的描述，尤其是其中涉及意义和观念结构的部分。(13)而1968年《伊斯兰观察》问世的时候，格尔茨则更进一步强调爪哇和摩洛哥“核心文化方式的延续性、灵活性和创造性”。(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