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视觉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下，由话筒声音所构建的听觉文化和民族共同体身份认同机制一直未受到重视。在媒介文化向面，除了“阅读”的中国和“观看”的中国外，“有声”的中国在顶层设计和日常生活中也是重要的呈现形态。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窑洞到各级广播电视台的演播间，话筒，这个小小的技术工具的器物曾经在中国现当代社会变迁中充当着多重重要角色，其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喉舌、制造共识的调和器，还是国族想象的催化剂和大众身份认同的柔化剂。然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尤其是进入“后真相”时代以来，由话筒所建构的“权威、确定和中心”的隐喻正在被消解。 本文拟在传播学视域下，探究话筒声音产生的内在逻辑、意义及流变，分析其在中国媒介变迁中扮演的角色和功能，从而梳理出话筒声音的传播与政治权力以及社会的互动关系，从而为听觉文化研究提供注脚。 一 作为媒介的话筒声音 传播学者德布雷认为，人类的思想和精神状态是工具性的心理因素，人类的文化历史是由各种技术推动的，“通过具有主导作用的记忆技术，集体心理得到平衡和稳定，成为社会决定性能力的焦点和被统治媒体(或人)的重组中心”①。不同的符号标记(文字、书写类型、电子、数字)组成不同的信息传承的范畴(媒介圈)，即“话语圈(文字)、图文圈(印刷术)和视频圈(音像)”。② 传播技术和手段的发展使媒介圈出现更替，虽然新兴媒介圈的出现不会完全替代上一个信息传承的范畴，但往往会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媒介社会转型。从话语圈到图文圈，是媒介社会的第一次迭代。“在15世纪中期，教士团体为印刷术的发明而竞相庆祝，把它当作一个简单的技术辅助载体，他们那时还没有认识到它会开启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③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认为19世纪的印刷资本主义带来了共时想象，促成了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1880年前后，古登堡印刷术的书写垄断被声、光技术打破，留声机和电影的发明使得人的中枢神经系统被视听媒介技术掌控。“从20世纪初期，广播开始成为现代社会‘重新部落化’的重要听觉途径。广播的历史就是通过动用现代听觉手段来划分和动员人群的历史。”④ 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从社会学家杜威、米德、库利、戈夫曼等处吸取养分，认为传播的形式可以分为传递观和仪式观。所谓传递观是指通过信息传递、影响或调节“扩大对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广大人口的影响、控制，与权力有关”，是以控制为目的的空间上的拓展。而传播的仪式观则是时间维度上的“共同信仰的创造、表征与庆典”，是“把传播看作是创作、修改和转变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对从人类学角度来看传播的人来说，传播是仪式和神话……其核心则是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⑤对“仪式”的研究始于人类学，爱德华·泰勒、弗雷泽、涂尔干、格鲁克曼、列维·斯特劳斯以及马林诺夫斯基等学者都曾对“仪式”进行过深入研究。与人类学者不同，凯瑞“强调了功能主义‘仪式观’及其社会整合向面，而没有太多强调信仰的非理性层面，其背后的社会学基础既有涂尔干的社会实体论，又有杜威的参与式民主观”。⑥在他看来，新闻和民主相联，新闻报道就是一种可以维系社区的传播仪式。播音员的革命之声经由肉嗓在话筒前撒播，听觉的共振带来的身体体验是印刷媒体中理性、标准化和克制的文字所无法企及的，起到了聚合群众的情感共振作用，使听众获得强烈的使命感和身份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制造出情感的冲击与互动，唤醒他们的参与感，并由此将他们纳入一个民族的、政治的共同体”。⑦受训的话筒声音成为一种沟通上(国家)下(普通听众)的媒介，这种声音媒介的呈现和介入在建构听众的生活与时间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生活提供秩序和情感抚慰，使人产生归属感和满足感。 二 话筒声音的文化领导权 葛兰西认为，国家机器除强制性统治之外，另一种重要形式是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和建构。我国最早对声音理论进行系统阐释的著作《乐记》中早有记载：“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⑧从先秦时期开始，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自上而下的官方声音与“天道”即“权力”相联，具有特殊意义，而“话筒”则为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传递提供了极大便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丘吉尔、罗斯福等外国领袖都曾利用话筒(扩音器)进行战时演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政治界把它当作是一个能够扩大视野的讲坛(一个更加有效的传声筒，因为那时已经有了话筒)。”⑨20世纪30年代，苏格兰人贝尔德发明电视机后，罗斯福又利用1939年纽约世博会开幕式的电视转播机会，成为第一个在电视屏幕上通过话筒发表演讲的美国总统。 我国的人民广播开始于1940年底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从那时起便是由播音员通过话筒前的播音将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撒播出去。话筒播音可分为“萌芽时期(1940-1949)、探索时期(1950-1956)、停滞时期(1966-1976)、复苏时期(1977-1979)和发展时期(1980至今)”。⑩1952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播音员是有丰富政治情感和艺术修养的宣传鼓动家和人民的喉舌。“播音工作就是宣传工作，目的就是准确无误地把党的精神传达给听众，同时作为桥梁反映人民的心声，把党的主张化为人民群众的具体行动。”(11) “中国的政治传播惯于采取自上而下的层级模式……广播里所充斥的是各级播音员训练有素的非个性化的标准声音，是对抽象的传达本身而非最高领袖本人感性形象的听觉替代。”(12)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窑洞中的用红布包裹的扩音器，到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及各地电视台新闻主播台前的话筒，这个小小的圆柱形器物是权力意志和文化领导权的象征，代表着一元中心的权力意义。在特定的场域中，话筒声音“和权力相关，谁能最大限度地占有话筒，谁就掌握着最高的权力”(13)。统治阶级的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领导权通过这赋权的话筒声音获得了合法性的基础。 话筒声音的传播机制是通过播音员标准的汉语普通话语音播报完成的，其中，标准、统一的普通话的使用非常关键，因为在以“言文一致”来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语音”一直都在发挥其必不可少的特定功能。这一点与西方确立其现代民族国家形态的历程并没有根本的差别。彼得·伯克认为：“‘标准化’是一个模糊的词语，它可以指趋向语言统一，也可以指遵守某种语言的规则。”(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