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史学者李长莉教授最近指出，近二十年的中国城市史研究虽然取得重大进展，但在一些方面仍然存在缺点，比如对下层工人和劳动者群体的关注居多，对中上层市民的关注较少。①在这方面，民国听觉史研究的学者所受诟病稍少，因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收音机、留声机等商品价格依然比较高，多为中上层市民消费，因此听觉史的讨论也相应地关注于中上层市民群体。其中，葛涛指出，以唱片为载体的声音通过留声机和无线电传播开来，既是跨国资本角逐、民族企业崛起参与竞争的后果，又是对都市富裕阶层消费需求的反映。②汪英对广播的研究表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广播里的声音，同时呼应现代化的生活理念和民族救亡的政治诉求。③姜红对这一时期收音机的研究延续了葛涛与汪英的思路，进一步讨论声音的商品特质，以及组装和使用收音机对市民生活的深刻影响。④上述研究成功地展示出声音在现代都市生活中的复杂面向，及其与政治和资本的交织。不过，其缺点在于有关唱片、收音机和无线电听众的讨论的匮乏⑤，以及对上述声音载体的技术性(technicality)的忽视。本文将从这两个方面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补充，通过聚焦都市居民“听”收音机的体验来挖掘工业化时代声音对个人及其生活环境的影响，个人对该影响的认识，以及该认识的技术基础与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 乔纳森·斯特恩(Jonathan Sterne)在其名著《过往可听》一书中提出，唱片、广播、收音机等声音再生产的技术实际上是一系列社会、文化与科学理念与认知变迁的产物。⑥同时，这些技术的发明会施加反作用于听众，从而在微观层面改造和形塑人民的听觉习惯并在宏观层面与科学、文化、资本主义等势力形成互动。⑦不过，由于植根于19、20世纪西方的声音文化与实践，斯特恩对听觉技术与殖民主义之间的互动探讨甚少。⑧本文将殖民主义的视角带入研究，进一步补充和丰富斯特恩对听觉现代性的论述，并呼应安德鲁·琼斯(Andrew Jones)对殖民主义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的讨论。在《黄色音乐》一书中，琼斯强调，爵士音乐在民国上海时期的遭遇正是殖民主义现代性的典型体现：既沟通在地与全球，又穿梭于传统习惯与异国风情之间，而这一切又以各种殖民主义势力交织的上海最为典型。⑨与琼斯不同的是，本文尤其重视对“听”的技术的分析，并由此进一步深化斯特恩与琼斯有关听觉现代性的研究。 本文所依据史料是《无线电问答汇刊》(以下简称《汇刊》)。这部史料一直为文化史学家所忽略。⑩该刊由亚美无线电公司(Amateurs Home)编印。亚美公司由出身上海的闽商苏祖国兄弟四人创办于1924年，主要销售无线电器械。1929年，亚美公司创办上海广播无线电台，同时设立无线电常识问答节目，并设立电台问答部专门负责解答听众疑问。该节目每周一、三、五晚7点20分至7点40分播出，历时20分钟。自1929至1932年间，收到听众两千多封来信，共七千多个问题。1932年亚美公司决定将部分来信与提问刊印于亚美公司《汇刊》中。《汇刊》除第1期和第19期特辑为当月10日出版之外，其余则每月5日、20日各出一期，总计24期，520封信，1100个问题，为后人留下了解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上海为中心的都市听觉文化的珍贵史料。从表面上看，《汇刊》里保存的都是技术问题，但若仔细考察，就会发现技术背后的深层印迹。 第一部分：响亮 《汇刊》收录的1100个听众提问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涉及收音机里传出的声音不够响亮的问题。造成声音弱小的原因可能是某个电台本身的问题(11)，可能是收音机的喇叭(12)，可能是天线(13)，可能是变压器(14)，也有可能是矿石机的矿石(15)，或者是电阻(16)以及真空管(17)，甚至是线路安装错误所致(18)。更有听众纯粹是嫌收音机声音小，想将其调大。(19)虽然造成收音机声音弱小的原因多种多样，处理办法也五花八门，但从听众对这些问题的描述当中，可以清楚地了解聆听收音机里的声音对他们产生的深刻影响。 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它对传统听觉认知方式的挑战。在前工业化社会，当声音的大小固定不变时，人听到的声音越大，则听者距离声音源头的距离越近。反之亦成立。这一认知不但可以帮助听者辨别距离，还可以帮助听者找到声音的源头。同时，因为不同之物发出的声音各异，听者可以根据声音的特征判断出物的特征。这可以称为“循声索骥”。但是，工业化社会的发声与传播机制扰乱了这一认知。大工业造出之前没有的“物”，这些“物”或者会发出人们未曾听闻的声音，或者其传播方式的特殊性使得听众无法追踪声音的源头。简单来说，工业化的到来使循声索骥的方法失效，听者无法根据所听之声判断发声之物为何，也无法探知自己与发声之物的距离，甚至无法理解所听之声。听众徐粹瑜有一架克氏收音机，能收日本和上海本地的电台，而且收音机收到的日本电台声音要比上海本地的响。(20)如果按照循声索骥的办法，就会得出他距离日本比上海还要近的结论，尽管他家就在上海南市咸瓜街上。当然，作为能够买得起进口收音机的中上层市民，徐粹瑜肯定不会相信这一结论。但这个例子足以反映出当传统的听觉常识遇见新的听觉技术时，具有可能失效的危险。 新的听觉技术的出现，固然会制造一些认知上的困难，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它如何促使听众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环境，尤其是自我、声音和环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艾米丽·汤普森(Emily Thompson)认为，20世纪初建筑与建筑声学的发展深刻影响了美国民众的听觉体验。(21)同样，20世纪初的上海建筑也影响了上海人的听觉体验。听众翁佩英拥有一架装有两个真空管的来复式收音机。(22)一开始，翁佩英把收音机的天线装在了屋内，结果收音机“不响”。(23)由于屋内与室外对电波信号的干扰程度不同，为减少房屋对信号的阻拦和损耗，翁佩英将天线转移到了户外。(24)除了有意识地调整天线的位置，翁佩英还计划变换天线的式样，安装一个单线式天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