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3 DOI：10.12002/j.bisu.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39(2018)01-0079-18 一、从多元视角理解中国文学 刘燕(以下简称刘)：顾彬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我发现，不少汉学家声称他们之所以走向汉学之路，是出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深厚感情，在人生的某个关键时刻，不由自主地爱上了它。您似乎也不例外，在年过“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岁，您不断提及：“五十年来，我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给了中国文学”。可否谈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刻骨铭心的“爱”情？ 顾彬(以下简称顾)：像两个情人一样，是一见钟情。1966年我进入明斯特大学学习神学，准备毕业后当一名牧师。但一首唐诗却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有一次我参加学校举办的朗诵会，无意中读到了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Ezra Pound)翻译的唐代诗人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虽然这首诗是意象式的英译，但我的心还是被“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诗情画意所惊叹，于是，我决定从哲学、神学、日耳曼文学转而学汉学，1968年我到维也纳大学改学中文及日本学。当然，内在原因是我自己觉得生活的意义是了解人是什么，我曾想通过神学了解人是什么，但在1960年代德国大学中的神学，不一定能够回答我的问题，于是，我浏览了欧洲大量的哲学和文学，学习了一点在学校没学过的外语。最后，冥冥之中，我终于找到了心仪的汉学。 刘：在人生关键时刻毅然而然地作出抉择，您的经历对年轻学子们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即每个人应该找到终生倾慕的对象，最喜欢的研究领域。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中，学习汉语找不到好工作，甚至无法养活自己。您的选择则被亲朋好友认为是一个疯狂之举。不过，我觉得您从神学、哲学转而研究汉学，这个治学背景非常重要，神学带给您的思维方式、治学方法、情感体验与想象力对您展开汉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您的汉学研究在方法论与情感上与众不同，往往充满着中西哲学和文化思想碰撞、交融之后的理性思辨、形而上感悟与艺术灵动。 顾：您说的有点儿道理。我的神学与哲学背景，让我思考问题时总是从“虚”“原初”或“本质”的方面入手，德国人在研究历史、政治、文学上运用的方法与中国人不太一样。您读我的著作(已有中、英文译本)时，不难发现我提出的问题大多来自哲学、神学或日耳曼学，而不一定是文学。16世纪西方宗教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阐释《圣经》。20世纪60年代，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提出了“阐释学”(Hermeneutics)，对文学翻译与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又如，德国神学家、翻译家马丁·路德使用了通俗明白、流畅清晰的德语翻译《圣经》，其实就是以一种“可理解”的方式，让圣言为普通民众所聆听与阅读。所以即便谈到翻译问题，我也是把它放在语言哲学、阐释学的多元语境中加以认识。 刘：谈到宗教(神学)与文学、哲学、翻译之间的关系，我对这一论题很有兴趣。我最近阅读了您的《中国诗歌史——从起始到皇朝的终结》一书，您非常强调古代中国文学的开端。您提出只有把《诗经》置于“早期的丰产崇拜和生命延续崇拜框架内，具有宗教动力的渴望参与自然界创造性的和连续不断的发展时，我们才能完全理解它”。可见，您在阐释中国古典文学精神时，有一种介于神性(灵性、天)与世俗(人性、地)之间的张力或关系的认识，不知道我理解得对否？ 顾：差不多是这样的。《诗经》与《楚辞》作为文字记录下来的歌谣来到我们面前，成为早期中国文明集体记忆的一个固定的组成部分。那些最古老的歌谣在宗庙里演唱，伴之以音乐，手舞足蹈。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被确定为权力机构的中心，诗人和统治者的密切关系构成“山盟海誓的集体”。这个集体通过一种宗教仪式而变得平易近人，富于变化，越来越世俗化。当然，这并非我个人的独见，葛兰言(Marcel Granet)、霍克斯(David Hawkes)、王靖献、程抱一等学者对这个问题都有论述。我认为早期人类的艺术表达形式与宗教的神秘感、仪式感是密不可分的，中国文学也不例外。 刘：那么，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后来的诗歌越来越世俗化？这与儒家在汉代占据至尊的地位有关吗？ 顾：在屈原的时代，诗人并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作为“觋”的身份，在神灵与人之间进行沟通。不过，自秦代以后，随着中国大一统的政权机构的形成，导致了通往天堂之路变得越来越窄，皇权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开始将自己的神性强调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宋朝是从贵族到官员、从宗教到儒教的时代，哲理代替了宗教，中国精神进一步世俗化，因此宋人再也写不出好诗，只写出了不错的词。 刘：在理解《楚辞》与《诗经》的区别时，您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从史前到皇朝末年》中指出：“《楚辞》贯穿着一种被特别深刻地觉察到的、对人类的短暂、虚弱和软弱无能的感情”。这种忧伤、忧愁、哀诉、悲愁之声不同于《诗经》的集体之声，意味着诗人个性的某种凸显。后来的中国诗歌继承了这一深沉而厚重的楚骚传统，流淌着一股不绝如缕的郁、悲、愁、哀之情。我注意到，您一直喜欢探讨西方文学中的“忧郁”(melancholy)主题，和与此相关的现代诗人的忧郁(melancholic)情绪，您是否可以从中西比较文学或心理学的视角谈谈对此的看法？ 顾：中国19世纪之前文学中的“忧愁(郁、悲、愁)”与西方文学中的“忧郁”是不同的概念。“忧郁”这个词melancholia由两部分组成的：melan是“黑”的意思，cholia是“胆汁”的意思。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把忧郁与身体相联系。Melancholia(melancholy)与悲哀(sadness)、忧郁症(depression)不同。德语国家的文化是一种忧郁文化，它代表了一种现代性的忧郁。也就是说，忧郁是一个现代人应有的态度，是一种很好的态度。一个人如果不忧郁的话，无法成为一个好的诗人或文人，忧郁似乎与文化、学问、医术、文学难以分离。中国人在汉朝之前，并没有觉得生活悲哀。例如，孔子是不怕死的，但汉朝的诗人都怕死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我在《空山》《中国古典诗歌史》等书中，力图说明佛教传入中国后，诗歌才出现了悲哀的感觉，以及对于生死的深入思考。这一点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也有所论述。中国古代诗歌虽有许多关于愁、悲的情感，与忧有关，但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忧郁，而是痛苦。唐朝的哲学家们把人的感情和时间、死亡联系起来，从李白诗歌中的“愁”，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的时间，时间过了就不会再来。而我所谈现代文学中的忧郁是一种现代忧郁(modern melancholy)，是一种悲哀的、必要的生活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