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全球化在中国的登陆可以推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话，那么，迄今也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历史，在这期间，世界经济和政治领域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全球化的跟进者角色到领导者的角色，这一切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从各方面说来都是最受益于全球化的国家之一，这一点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清楚了。①人们完全可以从文化的角度这样认为，全球化使得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变得日益趋同，但人们在批评这一趋同现象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另一个与之相悖的重要因素，也即全球化的对立物：(文化上的)本土化。这一点尤其在中国更是如此，因为中国的传统十分牢固，因而一切外来的东西都必须首先被“本土化”才能在中国文化土壤中驻足。这样看来，中国语境中的全球化便具有这种“全球本土化”的特征，或曰全球性就在于其本土性之中。 虽然在许多场合全球化经常被人们看作等同于西方化，但实际上，人们常常忽视了全球化的另一个方面，也即全球化在文化和政治上说来始终热切地寻求拥抱现代性。尽管我们承认，中国语境中的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进口的”或通过翻译引进的西方概念，但是在将现代性引入中国的同时，中国本土固有的诸多因素已经消解了这种“单一现代性”的神话，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另类现代性的形成铺平了道路。这样看来，文化上的全球化也意味着一种形式的本土化建构，或者说如前面所描述的，一种“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现象，这实际上又反过来帮助我们在一个本土的语境中重新界定和描绘隐形的“帝国”——全球化。本文的目的旨在表明中国何以通过吸纳更多的外国文化元素来逐步接近世界的，此外也想说明，中国文化何以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仍然保持自己特色的。 一、西方媒体和学者眼中的崛起的中国 对于中国的崛起，尤其是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崛起，国际学界和大众传媒近年来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就这一现象发表了大量的文字和报道。他们同时也建构了各种版本的“中国神话”(Chinese myth)和“中国幻想”(Chinese fantasy)，仿佛中国果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或新崛起的又一个超级大国。但是中国真正的形象又是如何呢？毫无疑问，中国和美国一样，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然而，西方学者和西方的一些主流媒体往往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崛起的中国。有些人，如社会学家道格·加斯利(Doug Guthrie)，在将中国与全球化相关联的同时，也提请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即在过去的25年里，中国人民是如何将自己的国家从一个极度贫穷的国家改变为当今世界发展速度最快的最大经济体之一的，他认为这不能不说是展现“全球化的力量的一个故事”(story of the forces of globalization)。②加斯利在自己的书中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了中国的上海、北京、成都和重庆这些大都市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之后，中肯地指出： 所有这些事实和形象迄今都已经为人所知了。确实，那些宣布“中国的世纪”(China's Century)、“中国的挑战”(The China Challenge)、“中国综合征”(The China Syndrome)、“购买世界”(Buying up the World)、“美国担心中国”(America's Fear of China)、“中国去购买”(China Goes Shopping)、“中国会是一成不变的吗？”(Can China be Fixed?)的报刊头条新闻以及其他许多报道均充斥这些杂志的封面：《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福布斯》(Forbes)、《新闻周刊》(Newsweek)、《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 and World Report)以及其他许多的主要出版物。③ 尽管上述描述和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当今中国的形势而言是比较准确的，但是这只是当今中国的形势的一个方面，主要集中地体现在那些发展迅猛的一线大都市，因为中国本身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在他那本十分有影响的著作China and Globalization：the Social，Economic，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中，加斯利也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中国将变得更加民主吗？中国政府将更为严肃地对待保护人权和创造透明的法制体系吗？中国的“暴发性增长”(explosive growth)将如何影响东亚以及范围更大的全球经济？应该承认，加斯利的描述相对说来还是比较客观和公正的，因为这些言辞大都基于他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以及他长期以来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对中国的仔细观察。在分析了上述这些问题后，他仍然相信，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将“在中国出现，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形式并没有得到西方政客和时事评论员的充分理解”。④我认为他的这种预测也是比较中肯的，至少反映了相当一部分西方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期待。同时对于我们展望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发展方向也不无借鉴意义。 另一些人，如在香港大学任教的美国学者胡德(Daniel Vukovich)则对中国的变化十分赞赏，因而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抱有十分乐观的态度。他认为： 那么为什么是中国呢？我们首先假想这些对立的观点和认识论挑战，例如东方主义，因为这些看法一直统治了中西关系三百年之久……因此，同样，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这绝对是经济上的(同时也是政治上的)关系。中国的崛起，它作为“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地位，全世界的制造商，新的亚洲霸主，世界历史的消费市场，美元的最后买主，第二大经济体，如此等等。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