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77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2018)01-0100-16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来，拉美国家相继确立民主体制，并在此后近40年间延续了这一总体政治框架。①民主体制既能够存在于极为贫困的拉美国家(例如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也存在于收入分配差距极为悬殊的拉美国家(例如巴西)，还存在于有着严重族群分裂的拉美国家(例如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危地马拉)。拉美国家在民主体制框架下持续推动政治发展，在扩大政治参与、重塑政党政治、推动体制改革和尝试新形式民主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21世纪以来，以左派政党的整体性崛起为标志，民主体制的深化呈现加速发展之势。但是，这些成就仍然属于阶段性成就，拉美国家民主体制的脆弱性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诸多根深蒂固的积弊需要拉美人继续攻坚克难。 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与拉美政治的总体框架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拉美经历了史上最广泛和最持久的民主化浪潮②，这一浪潮是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起源于巴拿马、厄瓜多尔和尼加拉瓜：1978年，巴拿马通过间接选举成立文职政府；1979年，尼加拉瓜游击队推翻索摩查家族长达42年之久的独裁统治；同样在1979年，厄瓜多尔军政府向文职政府移交权力。此后，拉美国家相继确立代议制民主体制，并在此后近40年间延续这一总体政治框架。 拉美这一波民主化浪潮的主要动因源于政权的合法性危机。政权合法性具有3个主要来源：理念基础、有效性基础和规则基础。③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威权政府以有效性(其核心内容是经济增长)为自身的执政输入合法性。然而，对政绩的依赖，尤其是对经济增长的依赖往往导致执政者陷入亨廷顿所说的“政绩困局”④。1982年，拉美爆发剧烈的债务危机，导致既有发展模式内在矛盾的全面爆发，地区各国陷入长时间的经济低迷状态。亨廷顿指出，威权统治者在其政绩合法性衰落时，常常感受到日益增加的压力，并且越来越试图通过选举恢复他们的合法性。⑤这一动因与有利的外部环境、国内政治格局的新变化相结合，共同推动拉美的威权政府把权力移交给文职政府，从而形成一波向民主化转型的浪潮。此后，直接选举成为拉美国家政府的最重要合法性来源。 在完成向民主化转型之后，拉美国家在民主体制框架下持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其目的是强化权力的制衡。改革的重点内容是选举体制和政治分权。在民主化进程中，拉美国家赋予选举委员会和选举法庭高度的自主权，使选举的制度化水平得到极大提升。例如，墨西哥在20世纪90年代颁布新的《选举法》、提升联邦选举委员会独立性和成立联邦选举法庭，把选举权从内政部完全剥离出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能够定期、自由和公开地举行各级选举，选举竞争的程度日趋激烈，有力地促进了民主体制的巩固。 在政治分权改革的推动下，拉美国家的政治体制向着扁平化方向发展。就横向关系而言，这些国家把更多的权力配置到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赋予最高法院和检察体系更大的独立性；就纵向关系而言，地方各级政府机构(州和市)的领导人完全通过选举产生，而不再由任命产生。⑥分权化改革使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尤其是财政权力。市政府，尤其是左派政党控制的市政府尝试推动民众在基层的政治参与，以克服官僚政治、庇护主义、政治冷漠等传统政治弊病。如乌拉圭“广泛阵线”(FA)执政的蒙得维的亚和巴西劳工党(PT)执政的阿雷格里港都做出此类尝试。拉美的“向左转”实际上就是始于左派政党在基层政府的活跃和成功。⑦ 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启动和选举改革的深化，拉美国家的政党间竞争日趋激烈，政党体系从封闭走向开放。传统的拉美国家政党体系植根于一种庇护主义的社会关系之中，主要政党既要把下层民众纳入支持基础，又试图控制他们的政治行为。在这种状况下，政党体系沦为政治精英控制权力和享受特权的工具。民主化以来，拉美国家放低组建政党的门槛，新政党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各个政党不能再指望得到体制的庇护，必须依靠有竞争力的选举纲领和有魅力的政治候选人动员和争取选民。激烈的党际竞争迫使传统政党要么转型求生存，要么陷入衰败。在这种背景下，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乌拉圭长期保持稳定运行的两党制难以为继，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也无法维持“一党独大”的地位。 民主化使拉美左派和民主体制实现历史性的“和解”，拉美左派作为一个整体实现体制内政治参与。在历史上，虽然许多左派政党参与选举，但并不明确承诺维护民主体制。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左派的武装斗争遭遇重挫。内外力量对比意味着左派不可能在现阶段对本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实行“推倒和重建”，只能对其进行利用和改造。⑧在当代拉美左派看来，争取民主的斗争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⑨他们致力于动员大众，掀起一场推动社会转变的斗争，推动国家的平等和社会公正。左派政党的社会经济变革主张对下层选民尤其具有吸引力。 民主化为大众政治参与开辟了广阔的空间。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大众的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出现空前的强化。历史上长期被排斥的社会群体(包括土著人、非洲裔居民、农民、妇女和非正规就业者)走上政治斗争的前台，表现出超乎以往的政治参与意愿。他们组成的社会运动不断掀起示威、抗议、游行、悼念、占领、集会、罢工、静坐或请愿活动。在20世纪90年代，阿根廷的“拦路者”(Piqueteros)运动、墨西哥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和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MST)都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