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国际社会概念是国际关系英格兰学派(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以下简称“英格兰学派”)最为持久的理论贡献。该学派的奠基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著名学者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认为,英格兰学派所偏好的理性主义(格劳秀斯传统)强调和关注的是国际交往要素,其典型表现形式是“外交和商业”。①该学派最有影响的理论家、牛津大学蒙塔古·伯顿(Montague Burton)讲席教授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明确指出,格劳秀斯传统是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描述国际政治的,认为最典型的国际行为是贸易(或者更笼统地说,是一国与另一国之间的经济和社会交往)。②由此看来,经济要素在英格兰学派的核心概念中处于重要地位。不仅如此,鉴于其相对完备的分析框架、长期积淀的历史厚度和清晰明确的伦理取向,英格兰学派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还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和潜力。从逻辑上讲,该学派理应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尽管如此,英格兰学派却长期忽视国际关系中的经济问题,这种忽视也常为学界所诟病。早在1981年,首次提出“英格兰学派”这一称谓的英国威尔士学者罗伊·琼斯(Roy E.Jones)就曾指出,“不对贫困、商品价格、货币改革等所谓的‘世界问题’进行苦苦思索”是这一学派的一大特征。③大约十年之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J.D.B.米勒(J.D.B.Miller)教授强调,在分析国际社会中的各项原则和制度时,无论是怀特还是布尔都没有论及国际社会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即涉及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经济联系网络。④25年之后,英格兰学派当前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巴里·布赞(Barry Buzan)不无遗憾地写道:“英格兰学派失于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联结。”⑤直到最近,英格兰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现任牛津大学蒙塔古·伯顿讲席教授安德鲁·赫里尔(Andrew Hurrell)还在抱怨,赫德利·布尔的著作倾向于低估政治经济问题。⑥ 当然,说英格兰学派忽视经济要素,并不是说该学派学者对经济问题不感兴趣,或者说他们的研究从不涉及经济领域。布尔的学生、英格兰学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约翰·文森特(R.J.Vincent)对人权与经济发展的论述、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梅奥尔(James Mayall)对经济民族主义与世界秩序的研究、布里斯托尔大学教授张勇进(Yongjin Zhang)对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经济进程的考察,以及安德鲁·赫里尔对经济全球化与不平等问题的探讨,都启发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思考。⑦然而,在英格兰学派的文献中确实缺少对世界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的系统考察,在这一学派有影响的学者当中亦无人对此进行一以贯之的持续研究。 忽视经济要素对英格兰学派造成了理论和现实两方面的消极影响。一方面,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忽视经济问题妨碍了英格兰学派对世界秩序的深入和全面理解;另一方面,作为具有深厚积淀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英格兰学派具有发展成为大理论的潜质,但其核心概念中内含的关键要素如果长期得不到充分发掘,其理论发展前景也将受到制约。 那么,英格兰学派为什么没有系统研究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关联性问题,从而发展出自己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对此,以往的研究从专业背景、研究方法和分析层次三个方面进行解释。为了更好地探讨这一问题,本文选取国际政治经济学英国学派(the Brit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以下简称“英国学派”)进行对比分析。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蒙塔古·伯顿讲席教授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和长期在国际劳工组织任职的加拿大学者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为代表的英国学派,同英格兰学派一样产生于冷战时期,现已发展成为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学派(the Americ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并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其成功经验值得借鉴。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英格兰学派忽视经济要素的主要原因在于学科定位、思想来源和研究议题方面长期形成的固有思维倾向。这种倾向不可能通过与英国学派的深度融合得到解决,但二者的对话则是必要和可行的。本文的分析不仅对于促进英格兰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具有明确的指向意义,而且对于充实和完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对英格兰学派忽视经济要素的传统解释 根据一些学者的推测,英格兰学派忽视经济要素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三个方面:一是该学派的代表学者没有经济学的专业背景,他们无意也无法从经济角度研究国际关系;二是该学派秉持不合经济学主流的传统主义方法,这对其探讨经济问题具有制约作用;三是该学派对国际问题的思考集中在全球层次和初级制度(primary institutions)层次,从而使得观察地区国际社会和次级制度(secondary institutions)中的经济发展变得非常困难。⑧那么,这三种因素各自的解释力究竟如何?如果将它们结合起来,是否能够提供一种关于忽视原因的全面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