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7)04-0107-19 德国教育家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曾指出，对科学的探求和个性道德的修养是大学肩负的双重职能，“由科学而至修养”反映了大学的根本目标是促进学生乃至民族的精神与道德修养，而探索科学的活动天然适合学生的修养塑造和性格陶冶。[1]洪堡创办的柏林大学作为现代大学，将教学与科研的结合作为圭臬，不仅使得大学组织摆脱了单纯教育机构的狭义定位，而且赋予了大学教师的双重职能。然而，现实中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却并非和谐，对于教学和科研关系的实然性分析并未与理论上的应然诉求保持一致。正如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指出：“在现代高等教育中，最为基本的问题就是厘清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关系，没有什么比这个问题更能引发学术界内外的误解和诟病。”[2] 近年随着我国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部分研究型大学开始探索将教师岗位区分为教学岗、科研岗、教学科研岗等的职能分类管理模式。另一方面，随着政府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视，推进本科教学方法的创新与变革，也成为当前我国研究型大学面临的重要改革议题。卓越的研究者能否成为创新型教学者?两者之间存在着怎样关系?针对此疑问，本文将分析视角聚焦于研究型大学的教师群体，尝试通过实证研究，考察教师学术科研与其本科教学行为间的内在关联。通过对事实的探究，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研究型大学究竟应该如何实现教师所承载的双重职能，推进教学与科研的有效结合? 一、教学与科研间关联性的理论探讨与实证支持 关于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学界难以达成共识。1996年哈蒂(J.Hattie)和马什(H.W.Marsh)针对三种截然对立的竞争性论点，从理论层面提供了全面系统的阐释。[3]本文将在借鉴哈蒂和马什对该领域理论梳理架构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不同论点背后的实证支持，由此进一步明晰本文的方向。 (一)教学与科研之间存在对立冲突的关系 该论点的核心在于假设大学教师的教学行为和科研行为之间客观上存在紧张、冲突关系。其主要理论依据包括终极稀缺模型、人格冲突模型和分歧奖励模型。 美国社会学家摩尔(Wilbert Moore)提出的终极稀缺模型(Ultimate Scarcity of Time)强调，在时间和精力稀缺的状况下，现实中个体由于参与多重活动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内在角色冲突。[4]尽管教学、科研乃至社会服务成为院校组织的核心职能，但在教师的日常生活中，上述活动呈现割裂的竞争关系，虽同步发生，却难以驾驭和协调。[5]福克斯(M.F.Fox)通过对美国博士学位授予大学中1215名获得终身教职或长聘轨的全职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在时间精力有限的条件下，教师的多重身份和职能定位可能引发冲突。科研产出丰富的教师将更多的时间用于研究和学术写作，课程准备时间则显著降低教师的科研产出，并且教学投入对科研产出也会形成抑制效应。[6]我国学者阎光才通过对56所研究生院高校6334名教师的调查发现，在时间配置方面，教师职称越高，研究投入越高，教学投入越低。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的研究负担和精力投入并不逊色于美国同类院校教师。[7] 心理学中的大五人格理论模型(Five Factor Model)指出，责任感、外倾性、开放性、宜人性与神经质人格特质是组成人格的基本单位，可以覆盖个体对他人反应或与他人互动方式的总和。[8]教学和科研需要从业者具备相异的人格特质。科研活动是一种孤独的向内探索行为，研究者倾向于屏蔽来自外界的干扰和压力；相反，教学重视人际交流，教学者不仅需要应对外部的干扰与压力，更需要与学生开展积极的互动交流。[9][10]为此，教学和科研的兼顾有可能导致教师的人格冲突。相关实证研究通过教师与周边同事的访谈分析发现，学术型教师虽然科研成果出色，但其同事评价此类教师存在敌对性、掠夺性强等性格倾向，而教学型教师则更具宜人性、倾向社交与群体活动。[11]我国本土学者基于高校教师的调查发现，在控制教师的个体特征与组织认同的前提下，教师的外倾性、责任感和神经质人格特征能够正向预测其科研绩效。[12] 外部的分歧奖励模型(Divergent Reward System Model)侧重从组织制度视角出发，立足院校对于教学科研活动所赋予的期望或责任及其相互分歧的奖励体系，阐释教师教学、科研行为的冲突性。随着高校间学术竞争的加剧，教学功能遭遇边缘化，以科研为导向的奖励驱动机制和教师人事评估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院校组织的科研优先发展秩序。无论在美国、英国，还是在中国，研究者通过定量或质性研究发现，教师卓越的教学贡献并不能提升其经济收益，院校职称升迁评估制度中存在明显的“重研轻教”倾向。相反，院系的终身教职评定、薪资水准却表现出高度的科研产出依赖性。[13][14][15]引入效用函数模型的分析发现，院校的评估体系或教师管理体系导致教师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相互制约，如果将精力和时间均分给教学与科研，教师所得到的人事评估结果与其贡献不相匹配。[16]为何院校激励与评估机制会出现这样的科研倾斜导向?其一，这与目前院校的经费资源配置特征密切相关。教学经费的配置模式大多采用公式拨款，在此过程中学生数量是重要的决定变量，而教学质量并没有在经费分配中得到应有的体现。相反科研经费的配置主要基于竞争性和奖励性原则。其二，这与教学科研成果的可测量性特征相关。相对于学术科研产出，教学成果测量存在隐秘性，可视性程度较低，给院校管理评估带来较高的挑战。其三，这与教学科研对院校组织的学术声望贡献相关。[17]正如莱特(G.Light)和科克斯(R.Cox)所言，教学是所有高校教师从事的共性行为，只有科研和学术才能使得院校组织或教师个体凸显其与众不同。[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