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8)02-0033-05 课程生成是大学的一种生态现象，是大学课程新陈代谢、大学进化的重要过程。可以说，大学课程的自主生成性当属大学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大学课程自主生成的表征意义主要有三：第一，大学课程是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人才培养内容的“课程化”过程，是对研究成果的再研究，因而它是大学的“流动资产”，拥有无可争辩的知识产权；第二，大学课程是在大学内部产生的，而不是外部赐予的，课程生成的主体只能是大学的教师、学生和课程管理者；第三，大学课程是学校根据人才培养的实际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生成的，而不是将教师姓名与课程名称进行排列组合、随心所欲地拼凑出来的，也不是抄袭照搬过来的，更不是鼓吹出来的。以此为标线来审视当下的中国大学课程，已经很难看出课程自主生成的特征了。需要进行反思的是：中国大学为什么不生成课程?大学课程生成的源流何在?没有经过审核和认证的大学课程是怎样进入大学的人才培养方案，并最终流进大学课堂的?毋庸讳言，如果这些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进行澄清，那么大学教育教学质量就难以得到保障，要提高大学教育质量更是奢谈。 一、“课程署名权的博弈”忘却了课程生成的本真 大学课程生成是大学生命的“真元”，是中世纪大学诞生至今长盛不衰的关键所在。大学课程生成是指高深知识的课程化转换过程及其结果。高深知识是大学课程的不竭源泉，高深知识的课程化转换过程是授课教师将高深知识的文本逻辑、课程对象认知发展的心理逻辑和课程目标的规范逻辑等三大逻辑整合为一体并得到学校课程管理部门认证的过程。课程生成的结果可能是产生出一门新的课程(指以前从未出现过的课程名称，如“计量课程学”)，更多的情况是对特定课程名称的学术赋值。因此，研究或选择最有价值的知识，并将其同大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课程的目标要求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并通过学校组织的课程认证，是大学课程生成的“本真”形态和“本真”意义。而大学课程的“署名权”是指大学人才培养方案中各专业的课程到底应该由谁来指定，即大学课程的选择权与设置权归属问题，这与大学课程生成有一定联系却不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大学课程署名权的主体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大学，而大学课程生成的主体只能是大学教师。在中国大学课程管理实践中，将大学课程署名等同于大学课程生成的认识比较普遍，这显然是对课程生成本真意义的误读或误解。中国大学非常重视给大学课程“命名”，而不重视课程生成的真正内涵与过程，这个问题由来已久。 中国近代大学诞生之初，大学所要开设的课程必须连同大学章程一并上报朝廷审批，但课程名称还是由大学申报者拟定的。由于当时的大学少，开设的专业不多，课程数量也就十分有限，各门课程均能延聘到相同或相近领域的佼佼者，课程质量普遍较高，因此掩盖了大学“只规定课程名称而不具体生成课程”的短板，同时制造出一个“课程名称加教师等于课程生成”的假象。 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对大学的学科门类、专业及其课程做了严格规定，开启了我国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直接指定大学课程的“风气”。1912年，民国政府颁布《大学规程》，第一次将政府的行政权力作用于大学课程，越俎代庖，对大学课程进行“增名”和“除名”。 同在1912年，私立大同学院引入选课制，宣称：“本因材施教之义，实行学科制及选科制，学者与各种学科得按其所造程诣分科进修，以求实学；且可各就志愿资性，自择进修之途径；各量材力体质之强弱，以定所读课程。”[1]至此，中国教育翻开了大学与政府关于课程“署名权”博弈的篇章。1919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行改革时，也采用了选课制。1920年，郭秉文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实行的改革同样采用了选课制。此后，各校纷纷效法，致民国政府的《大学规程》名存实亡。1924年，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国立大学条例》，规定“国立大学各系科及大学院，各设教授会规划课程及其进行事宜……”[2](P168)至此，国家统一的大学课程设置标准废除，大学方赢得自主设置课程的权力。 1928年，民国政府为了推行独裁统治，借整理大学课程设置“乱象”之名，行强化大学控制之实，不仅全部回收大学课程的设置权，而且将《国民党党义》塞进大学课程。由于各大学的抵触，课程整理工作进展缓慢，至1935年才颁布《医学院暂行科目表》，其后，再无其他学院科目颁行。鉴于第一轮课程整理的实际成效不佳，从1938年至1948年，民国政府进行了三次大的大学课程修订。第一次修订将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规定必修课由全国统一设置，选修课由各校根据实际增减；第二次修订允许各学校可以在一个学期内，用自主设置的课程替换一门政府规定的必修课程；第三次修订强调在全部规定必修课程之外，可以申请设置其他必修课程[2](P168-171)。 从上可以看出，中国近现代大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发展史，俨然一部大学与政府关于大学课程“署名权”的博弈史，就在大学不遗余力去争夺课程“署名权”的过程中，人们将大学课程生成及其本真意义遗忘了。也就是说，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学习借鉴先发国家近现代大学建设的过程中，得到了近现代大学的“形”，而失却了大学课程生成这个“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