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在国家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若干政策，包括“211工程”“985工程”等一系列重大项目的实施过程中，越来越多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其中，有的亲自到教育部向有关领导表达地方政府的支持和决心，有的则在百忙之中亲自参与有关大学制定项目的申请与建设方案，更有甚者，有的地方主要领导还放下身段，接见这些项目的评审专家，等等。所有这些，目的都是一个，努力争取本地的大学能够进入这些国家工程或项目之中，获得一个国家重点大学的番号。虽然这其中的动机莫衷一是，但为地方争取高等教育发展的机会与资源，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然而，在笔者看来，这种现象的普遍性及其意义，更重要的是传达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信息：即过去人们常常把一个地方的GDP，或者是政府的财政税收与人们的收入等经济指标，作为一个地方发展水平与履职政绩的标志，为此地方政府领导把吸引外资、增加GDP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而某些财税大户的大企业，以及某些显示发展经济实力的高层大楼等，往往成为显示地方发展水平的地标。而如今，区域或地方的高等教育发展，尤其是地方重点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已经逐渐成为中国不同区域显示其改革发展新成果，体现经济社会发展新进步、科技文化发展新水平，以及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新内涵的一个新“地标”。 高等学校逐渐成为区域性新地标的这种变化，一方面反映了地方政府与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地区分布的结构性调整与协调发展的一种内生动力，体现了现代社会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与发展方向，成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一种新定位和评价模式。应该看到，这种变化趋势与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以及信息化建设的进步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是一致的，与区域或地方的发展在新的发展格局中越来越重要的独特地位，以及不同区域或地方之间的竞争内容与方式的变化是一致的。也正是在这种新的发展模式与治理格局中，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便悄然地从边缘走向了中心，逐渐地从潜在的层面浮上了水面，成为了区域和地方发展的新地标。这种变化的原因以及这种新地标的内涵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使高等教育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具有了更加密切的关系，并且使高等教育的发展成为影响地方社会发展水平与人们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变量。 随着社会经济总量的增长与积累，以及人们收入的不断提高，生活条件的逐渐改善，大多数地区的老百姓开始过上了一种比较体面的生活。在这种新的发展阶段，物质条件的增加和变化对人们生活质量与幸福感的影响的边际效用正在逐步减小，而生存环境的好坏、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医疗卫生服务条件等，正在成为人们最关心的利益问题。而在其中，教育则是首当其冲的因素。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教育在社会改革与民生的诸多领域排列中摆在第一位。这种安排并不是偶然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在框架结构上，全会决定以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提纲，按条条谋篇布局”[1]。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的新年贺词中，也非常明确地指出，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就是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养老、居住、环境等方面的事情。教育在老百姓最关心的各项事情中是第一位的。这充分表明，教育在整个国家战略部署和新的改革发展格局中已经具有了新定位。应该看到，这种新定位与人民群众的愿望是一致的，反映了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不待言，在今天中国社会的大多数家庭中，经济收入、就业、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因素当然会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但是，如果一个家庭中孩子的教育出现了某些问题，由此给家庭带来的苦恼、折磨和痛苦则是超过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家里的孩子能够上一个好学校，在学习和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比较令人满意，能够考上一个好大学，那么，相比之下，哪怕其他方面不尽如人意，这个家庭仍然是比较幸福的。有些人甚至认为，如果自己的孩子能够获得一个称心如意的教育，自己在其他方面多受点苦难与损失也愿意。而且，在现在的社会中，某个家庭在经济上的富有，某个人在官场中的发达，或者学术上的成功，等等，都不如自家的孩子在学校和教育方面的优秀，能够让自己感到快乐，以及获得社会与邻里的赞许。特别是基础教育的发展，尤其是高中教育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并且逐渐普及以后，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了这样一个普遍性的政策和公众话题。而全社会对高考的持续关注更是说明了这种现象。而且，一个区域或地方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往往也能够成为这个地方老百姓评价政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据。如果高等教育的某些政策影响了老百姓的利益，那么由此产生的反响常常是非常激烈的。而如果某地有一所国家重点大学，它往往能够成为地方政府和老百姓的骄傲。 第二，高等教育正在逐渐成为区域和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成为地方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高等教育，包括科学知识的产生与卓越人才的培养，已经成为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重要基础。 显然，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它的持续稳定发展不能单纯依靠传统资本的投入，不能依靠大量资源的消耗与环境的破坏，以及低价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而必须依靠人才、知识与创新。也正是如此，我们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2]。而在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中，高等教育无疑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力量。作为创新驱动战略发展的新动能，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协调、开放和共享的交集。这种新动能和交集突出表现为高等教育在四个方面的贡献：首先是人才贡献，即不同层次与类型的大学对地方各行各业所需要的人才的培养与输送，特别是能够适应和促进相关行业创新发展的各类人才的培养，正在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新支撑；其次是知识贡献，即大学对地方经济社会空间文化发展中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以及对束缚地方经济发展的某些瓶颈的突破，进而成为地方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可靠的力量；再次是文化贡献，即大学对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对当地社会风气的建设，以及在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与实践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而成为优秀文化和价值观的倡导者，以及庸俗与落后文化的批判力量；最后则是政策贡献，即大学对地方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大学智库的建设，通过有效的机制，将大学的研究成果充分地转化为政府的决策，使公共政策能够最大程度地覆盖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维护社会稳定。显然，这样的新动能是其他生产要素所不能替代的，而且也是促进和维护地方经济持续发展最可靠的动能。 正是由于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这种新格局，高等教育资源的地区分布与调整便显得越来越重要，并且逐渐成为了影响经济社会公平发展与长远效率的重大政策课题。各个国家的政府都非常重视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通过不同的措施促进不同区域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所以，在国际上各种区域发展评价体系中，高等教育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有分量的因素。其中，在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评价指标体系里，“教育获得”便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用成人识字率(2/3权重)及小学、中学、大学综合入学率(1/3权重)共同衡量社会发展的水平。后来，随着社会和教育的发展，为更加准确和方便统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利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取代了识字率，利用预期受教育年限(即预期中儿童现有入学率下得到的受教育时间)取代了毛入学率，由此HDI已经成为一个国际认可的评价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这也反映了教育作为区域发展新地标的现实价值[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