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8)05-0095-17 近些年来，国内引介出版了相当多的以“西方文明”为主题的通史著作。在其中，我们常见到这样一种关于西方文明的叙事话语①——它由所谓“西方”历史的各个阶段相连接而成：起源期是西亚北非文明，然后是希腊的城邦文明，而后是罗马帝国、中世纪的基督教与封建制度、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自治城市与市民社会、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英国君主立宪、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等。 西方文明叙事话语至少包含两个意义层：一是关于“西方文明”发生发展的叙事结构或情节，即由史实以及对史实的解说阐释构成的序列或系谱。其“故事线”(storyline)的基本结构是“这一事件发生，然后那一事件发生”，通过这种叙事方式，本来可能毫无关联的历史事件便被安排在一个可理解的秩序或序列中，②“根据这部系谱的说法，古希腊产生了罗马，罗马产生了基督教的欧洲，基督教的欧洲产生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产生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了政治民主制和工业革命。工业又与民主制一道催生了美利坚合众国，而美利坚合众国则体现了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③从而达到“通过一种浓缩的语句，总结复杂的故事，以方便人们记忆和讨论”④的目的。 二是这种叙事结构或情节所产生的比喻性意义，分别传递着(希腊)民主、哲学、理性主义；(罗马)法制、共和、拉丁语；(中世纪)基督教、欧洲语言、精神权威；(启蒙运动后)世俗权威的分离、法制、多元主义、代议机构等基本意义。⑤它们构成一个“紧紧相扣、互相钳制”的“表意锁链”，⑥“通过这一结构以及通过包含在记述中的事件被确认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这些事件才被赋予一种意义”⑦。它传达着一个关于“道德的成功故事，一场时间的接力赛……每个选手都把自由的火炬传递给后来人。历史由此被改造成一个讲述道德如何改善的故事，一个讲述好人如何战胜坏蛋的故事。在通常的情况下，这演变成一个优胜者如何通过胜利来证实自身美德与善行的故事”⑧。“它们至少成为西方文明必不可少的持续不变的核心的一部分。它们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使西方能够在实现自身和世界的现代化中起带头作用的因素。”⑨显然，在上述两个意义层的关系上，作为第二个意义层的“比喻性的意义”，赋予第一个意义层的“谱系”或“故事情节”以正当性。⑩ 目前研究“西方”观念的著作虽然不少，但大多关注的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而对西方文明叙事话语的形成及其意义的反思仍然较少。(11)一种典型的表现是，因“西方”已被视为“常识”，所以在社会和政治概念的词典中，很少设此词条进行解释。(12)在一般书籍的索引中，亦很少见到。(13)但以这种未加反思的“常识”作为历史思考的“背景”，是非常令人担忧和困惑的。(14)那么，这种西方文明叙事话语是何时以及因何形成的，它的事件链是如何链接起来的，它是如何逐步具有“文明”“进步”“现代”等诸多意义的，在其意义变迁的背后，隐藏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因果关系，又该如何对其进行评析？(15)这些都是本文尝试要解决的问题。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一、古希腊罗马阶段：作为“空能指”的“西方” 从拉丁语的词源上看，“东方”(oriental)、“西方”(occidental)的本意是“太阳升起”(oriens)和“夕阳”(occidens)。从这两个基本义出发，“东方”引申出“黎明”“起源”“出生之地”“开端”“光的来源”“万物升起的地方”等含义，其含义通常是积极的，与“光亮”“知识”或“启示”“出生”“辉煌”“复兴”有关。而“西方”则引申出“日落”“终点”“终结”“黑暗”“事物结束之地”等含义，与“跌倒”“被毁”以及“疲倦”有关。同时因为太阳朝着西方运行，“西方”也与“命运”“完成”“未来”联系在一起。(16)所以最初的“东方”和“西方”，既没有固定的内容，也没有后来的与“文明”或“野蛮”、“专制”或“民主”等价值观或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特定价值判断。最初的“西方”与“东方”，只是一对用于口头语言交流、缺乏固定核心意义的“空能指”(empty signifier)，并不具有某种政治、知识的特指含义。(17) 从历史上看，由青铜时代到古风时代，古希腊一直属于东部地中海世界。直到希波战争爆发及以后的一个短暂时期内，希腊人才有意识地宣称自己与波斯人在各方面的不同，从而首次将希腊与波斯的对立，定义为“西方”与“东方”的对立。这开了后世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先河。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彼时的“西方”，指的是今天所说的“东部”地中海世界，包括今天被视作“东方”的小亚细亚及黑海沿岸(例如特洛伊城)。(18) 总体来说，希腊古典学者对“东西方”基本能“平等”对待。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非希腊民族都是野蛮民族，希腊人则是一个介于欧洲和亚洲的独立实体。亚洲人心明手巧，却欠缺勇敢、独立，“欧洲人”(19)则相反。(20)“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更为富于奴性；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更为富于奴性。”(21)希腊人一方面意识到近东的非希腊“野蛮”人，如埃及和巴比伦，更富有、更强大、更古老。即使在希波战争之后，希腊人仍然承认他们生活在这些文明的边缘。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前4世纪的哲学家柏拉图都将希腊的许多事物的起源都归功于近东，特别是埃及。(22)另一方面，希腊人并不以“西方”的“欧洲人”自居，“欧洲”在当时是“不文明、野蛮、非政治”人的家园，希腊人和亚洲人反而都是相对文明的。正如赫尔穆特·赫特(Helmut Heit)所说，尽管希罗多德等希腊学者在写作中会展现某种“希腊族群中心”(Ethnocentric)的倾向，但仍表现了某种对其他民族的理解，他们并不是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c)。(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