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高等教育市场化与全球化背景下，“声誉”(reputation)逐渐成为高等院校的战略议题和各国高等教育政策的重要维度。声誉管理理论源于企业研究领域，国内外不少学者对企业声誉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如Fombrun & Shanley，1990[1]；Gotsi & Wilson，2001[2])。目前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将“声誉”定义为，随着时间推移，组织在利益相关者心目中形成的社会认知。学者们在对大学声誉进行界定时，大体上也沿用了企业声誉或组织声誉的概念。Rindova，Williamson和Petkova等(2005)认为社会声誉是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替代性指标。[3]Alessandri，Yang和Kinsey(2006)认为大学声誉是在一定时间内，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的集体表征。[4]Cyrenne和Grant(2009)认为大学声誉反映了公众对大学的适当功能和使命的普遍期望。[5]整合已有研究，笔者认为，“大学社会声誉”是组织声誉概念的具体延伸，是大学在长期办学过程中给社会各界留下的综合印象，是大学整体竞争力的外显形式。由于声誉是衡量组织有效性的重要标准，大学如何获得良好声誉亦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共同关心的课题。在实践中，研究型大学凭借其科研投入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卓越的科研成果而区别于其他类型大学，是具有独特职能和使命的社会组织。研究型大学是美国为世界高等教育做出的重要贡献，通过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社会声誉影响因素的研究，将有助于理解大学声誉形成的复杂机理。 二、关于大学声誉影响因素的既有解释 尽管声誉管理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但它仍然是高等教育机构面临的挑战，这主要是由于大量利益相关者的存在以及高等教育组织自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作为一个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议题，国外学者对大学声誉的研究已经出现了相对明显的脉络，从资源依赖、组织功能等视角展开的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 (一)资源依赖论 大学组织的生存发展离不开来自环境的财政资源、物质资源以及信息，大学组织及其成员也在尝试运用多种策略扩大社会关系网络。持资源依赖论的学者主要将资源要素的投入视为大学培育声誉的基础性因素，并且大学声誉在很大程度上是教学资源和财务绩效的函数。Beyer和Stevens(1977)提出了检验大学部门声誉变化的四个预测模型：资源模型、绩效模型、流动与个体声誉模型以及组织结构模型。基于80个大学院系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资源模型(变量包括大学收入、每位教师的平均研究经费、教师对于资源的认知)为最佳的预测模型。[6]McGuire，Richman和Daly等(1988)基于美国40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数据，借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研究大学投入与产出之间的相关性，发现大学对其声誉进行重大改变的成本是昂贵的。[7]Volkwein和Sweitzer(2006)通过对美国242所研究型大学和205所文理学院的分析，梳理与大学声誉密切相关的变量，提出“投入-过程-产出”模型，并指出声誉在文理学院与研究型大学之间的生成动力存在差异。[8]Stromquist(2007)以美国西海岸某私立大学(排名在全美前50)为个案，探讨私立研究型大学应对当前全球化趋势的举措。在国际化的名义下，大学管理者通过聘请有名望的教授和研究人员来提高大学声誉，从而吸引更多的学生，获得更多的研究基金。[9]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及院系之间，为着声誉、生源质量、师资质量、政府投入和社会捐赠展开激烈竞争，围绕资源要素的分配而构成了一系列准市场行为。 (二)组织功能论 声誉的实质是大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社会公众对大学人才培养、科研水平和社会服务功能的整体性评价，即人们通过观察、了解和经历所获得的一种综合性质量反映。持组织功能论的学者主要从大学的基本功能出发，分析大学的职能履行如何影响大学的声誉。例如，Abbott和Barlow(1972)在分析美国主要大学之间的声誉差异时提出，比起年收入、图书馆数量、全职教师以及实体设施的价值等资源要素，科研生产力和授予学位的数量与类型等功能要素对于大学声誉的解释力更强。[10]Cole和Lipton(1977)研究了医学院声誉的测量标准。通过对87所美国大学医学院的调查与分析发现，医学院校的主要声誉来源是研究和出版、教师的水平、培训和研究经费、全职教师的规模以及可感知的培训效率。[11]Cook和Zallocco(1983)基于Rosenberg和Fishbein提出的多属性态度模型(multi attribute attitude model)研究了影响学生对大学的偏好和出勤率的因素。作者提出，学校通过发展和改进对潜在学生最富有吸引力的课程，可以更好地实现营销效果、提升大学声誉。[12]Parameswaran和Glowacka(1995)从就业能力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大学毕业生的形象，发现毕业生所取得的成功明显有助于提升大学的声誉。[13]Yang，Alessandri和Kinsey(2008)选取美国东北地区的私立大学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对参与者主观意见的感知分析，分析学生与大学的关系质量以及学生对大学声誉的认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因子分析提出两个声誉因子——高质量的教育和富有竞争力的体育项目。[14]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关注了宗教类大学的声誉问题(如Mixon，Lyon & Beaty，2004[15]；Swezey & Ross，2012[16])。这些学者的研究也从侧面印证了大学的功能定位与大学声誉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 (三)迈向“资源+功能”的综合要素论 事实上，资源要素体现为分配于不同高等教育组织的物态资本(物质性)，组织功能则赋予了不同高等教育组织的声望资本(权威性)。诸多要素之间的综合作用是理解大学声誉形成的关键，单一要素难以对大学声誉产生决定性影响，持综合要素论的学者在近些年来开始增多。Landrum，Turrisi和Harless(1998)曾向公众询问他们对区域性大学的看法。研究发现，影响大学声誉的因素包括学者、熟悉度、竞技体育、价值观、就业和外联。[17]Alessandri，Yang和Kinsey(2006)以大学视觉识别为切入点，综合运用Q方法(Q methodology)、问卷调查和方差分析等研究手段，提出构成大学声誉的三个维度是学术表现的质量(quality of academic performance)、外部表现的质量(quality of external performance)和情感投入(emotional engagement)。[4]Hill，Capers和Flink(2014)对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质量和声誉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评估，对145所公立大学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影响大学声誉的因素主要包括学校自身资源、历史因素、区位环境和政府政策。[18]在新近的研究中，Plewa，Ho和Conduit(2016)综合运用问卷调查、验证性因子分析、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研究大学如何通过资源及其互补性或适合性的具体组合实现良好声誉。研究结果表明：以学生为中心的不同资源配置导致高声誉；由资源组合引致的声誉在国际和国内学生之间存在差异(见图1)。作者建议大学应将投资和沟通工作集中在那些因固有优势而可以发挥最佳效能的资源上。[19]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使用，从方法论的角度极大地拓宽了该研究领域的学术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