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870(2018)01-0080-08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我国相继推出了“211工程”“985工程”等重点建设计划，支持研究型大学迈向世界一流的行列。在一流大学建设计划的推动下，我国研究型大学综合水平显著提升，在世界大学的排名快速上升[1-2]。伴随着高校学术产出成果快速增长，一流大学发展的内在机制还有待健全，其中经费投入机制的完善值得重视。高等教育学专家Salmi(2009)指出，一流大学的首要特征就是充足的经费[3]。通过一流大学建设有效提升高校的经费吸纳能力，减少一流大学发展对重点建设财政投入的依赖，是促进一流大学持续发展亟待重视的财政问题。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简称“双一流”建设)，其中也指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完善政府、社会、学校相结合的共建机制，形成多元化投入、合力支持的格局”。 一些研究显示，在日本、德国、北欧等发达国家，政府的一流大学建设投入具有“累积效应”(Cumulative Effects)，即通过政府的项目投入，可以吸引其他各类主体的经费投入一流大学的建设，从而构建学科长期的资源吸纳能力。在政府的项目建设结束后，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仍旧能够持续发展[4]。另一方面，政府在一流大学建设中投入大量的经费，也可能存在“挤出效应”(Crowd-out Effects)。有研究者指出，高校的研究者可能因为获得政府的资助，而减少与企业的合作[5]。获得一流大学建设支持的高校也可能面临这种情况，充足的政府经费可能降低高校与企事业单位合作的动机，从而不利于实现产学研的融合以及学术研究的推广运用。 本研究利用我国部属高校2000-2013年的面板数据，对以上研究问题展开实证分析，重点考察我国过去一流大学建设对科研经费是否产生了“累积效应”，主要关注两方面的问题：(1)一流大学建设是否对不同类型和来源的科研经费具有累积效应?(2)是否通过累积研究经费，一流大学建设有助于提升各类科研产出水平? 二、文献回顾 国外有不少研究探讨了政府经费投入对科研经费的影响，较多关注的是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6]，少数研究关注政府投入对高校获得企业经费的影响。David(2000)等研究者指出高校获得的政府投入与企业投入之间有互补性。这种互补性的来源可能是由于政府投入增加了固定资产的投资，提供仪器设备，从而降低了长期的科研成本，可以吸引企业对高校的R&D投入[7]。Jensen(2010)等研究也指出，政府投入与产业投入之间存在“战略互补”关系，政府投入会提升高校的科研产出能力，进而增加企业经费投入产出的边际效率[8]。此外，获得政府投入还发挥了“信号”作用，获得较多政府资助的高校可以向外界传递其研究竞争力更强的信号，进而可能吸引更多企业等私人部门的投入[9]。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研究探讨了政府投入对高校获得企业经费的“挤出效应”。一些研究者指出，由于学者申请经费和进行研究的精力有限，因此获得了政府经费可能降低学者对其他类型经费的申请需求[10]。 在实证研究方面，Muscio(2013)等对意大利所有高校工程和物理研究的院系进行分析发现，政府经费增加有助于增加高校与企业的合作[11]。Lanahan(2016)等学者的研究发现美国联邦政府资金具有增多米诺效应，可以增强其他经费水平。他们发现每增加1%的联邦研究经费，非营利经费增加0.411%，州和地方政府的研究经费增加0.217%，企业的经费则有0.468%的增长[12]。 少数实证研究分析了一流大学建设计划对经费的“累积效应”。Bloch(2016)等学者研究了丹麦的卓越研究中心(COE)，他们发现额外经费吸纳规模和COE项目投入规模基本一致，其中政府经费增加了55%，来自私立部门经费增加了26%，来自欧盟等国际组织的经费增加了19%[13]。研究还发现，对于大规模COE，在资助持续的10年时间内科研表现有下降趋势，而对小规模的COE则呈现上升趋势。Ida和Fukuzawa(2013)对日本的21世纪卓越研究中心(21COE)的效果进行研究，发现该项目促进了生物、人文、机械工程和医学领域的论文发表数量增长，提升了生物科学、信息科学和医学的引用数量，但对数学和物理的引用有显著的负面影响[14]。 在我国，一些研究探讨了一流大学建设对科研产出的直接效果。虽然有些研究者认为“985”建设显著提升了高校的科研产出水平[15]，但也有一些研究发现，“985”“211”等重点高校建设实施后，高层次的院校的科研产出增长速度低于较低层次的院校[16-17]。已有研究中，对一流大学建设对高校科研产出的影响机制探讨还较为欠缺。本研究将关注一流大学建设对科研经费投入的作用，并对一流大学建设效果的持续性提供政策启示。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采用2000-2013年54所部属高校科技统计汇编的统计数据。研究使用到的因变量有两组：一组是各类高校科研经费收入，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实验发展三类不同领域的研究拨入经费，以及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两类来源的经费；第二组因变量是高校的科研产出，包括国外、国内论文数量、专利授权数量以及专利销售金额。研究主要的自变量为过去1-3年是否获得“985”工程支持；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前1年各类科技活动投入人员数、科学家所占科技人员比例、经费对数以及科研水平因子。其中科研水平因子根据高校四类科研产出指标行主成分分析，综合为一个因子后计算而得。各变量的主要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1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