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8)02-0175-13 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史是一个不断与时俱进的历史。伴随文化研究的批评对象的不断转移和深拓，文化研究的学术资源和理论范式也在不断更新，形成了英国文化研究生生不息的创新风格。从英国文化研究发展史来看，先后出现了以下四种最主要的理论范式，即：1.文化主义的理论方法；2.结构主义的理论方法；3.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理论方法；4.后马克思主义的接合主义理论方法。本文集中讨论其中的文化主义理论范式及其批评实践，试图从学术史脉络中呈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学术特色，从而增加文化研究的理论自觉。 一、“文化主义”术语的提出及辨析 “文化主义”(Culturalism)是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早期的基本理论范式和研究路径。作为一个理论术语，“文化主义”①一词是伯明翰当代文化中心第二任主任斯图亚特·霍尔和第三任主任理查德·约翰逊首先发明使用和深入阐释的一个术语，用以指称威廉斯、霍加特和汤普森所开创的伯明翰学派早期文化研究工作及其文化研究方法，因为他们的研究都体现了对文化的重视——尽管对文化的具体理解不完全一致，研究方法也分别采用了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更为具体的文化研究方法。 作为一个特定术语，“文化主义”经历了从英国本土思想传统到文化研究理论范式嬗变的学术发展过程。作为研究范式的文化主义，起源于英国近代经验主义的思维习惯和哲学传统，同时携带着早期文化主义的思想资源即“文化与文明”传统的文化基因，同时又融入了英国现代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素。我国学者萧俊明在《文化转向的由来》中，从“文化传统”与“文化话语”两个含义来论述“文化主义”，前者指近代英国的“文化与文明”对立的传统，后者指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等“左翼利维斯主义”者所从事的文化研究。[1]随后，徐德林教授在《重返伯明翰》一书第二章呼应了萧俊明的观点，赞同区分“作为学术理论范式的文化主义”和“作为思想传统的文化主义”[2]。 “文化主义”知识话语或理论范式起源于英国本土，滥觞于英国近代“文化与文明”旧传统(尤其是利维斯主义传统)，确立于伯明翰学派初期的“文学与社会”新传统之中，更新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文化唯物主义，体现了一个不断发展与更新的动态生成过程。换言之，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主义理论范式经历了近代“文化与文明”对立传统的母体形态——伯明翰中心“文化主义”的奠基形态——挪用欧陆马克思主义之后文化主义理论方法的更新形态(即文化唯物主义)等三个阶段。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主义不同于英国近代“文化与文明”对立的传统文化主义，而是一种新的文化主义。如果说，英国近代“文化与文明”对立的传统是一种旧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文化主义，那么，伯明翰学派创始人将其改造为一种新的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文化主义，此之谓狭义的文化主义。20世纪70年代，威廉斯、汤普森进而将其文化主义发展为“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用以指称其后期文化研究的学术路径和理论方法。80年代中期，美国左翼文化史学者丹尼斯·德沃金根据自己的研究，拓展了文化主义的范围，创造了“文化马克思主义”(Culture Marxism)这个新词，用以指称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新左派和伯明翰文化研究构成的思想传统，进一步强调了其马克思主义性质。[3]此外，美国当代文化理论家道格拉斯·凯尔纳在其《文化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一文中更进一步将包括英国当代文化研究在内的整个欧美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都视为“文化马克思主义”[4]。 在文化研究学术史上，霍尔与约翰逊等人最早从理论范式的角度或高度来审视“文化主义”。据英国文化研究学者约翰·斯道雷的考证，斯图亚特·霍尔早在1978年就提出了“文化主义”这个术语，“在英国，‘文化主义’是文化研究中最活跃、最具本土特色的组成部分”这段文字即语出霍尔主编的《编年史3》中的《文化研究中的范式》(1978)一文。该书第二版注有这个文献，这个文本即1980年文本的前身。②几乎与此同时，中心第三任主任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在其1979年《三个问题系：工人阶级文化的理论构成》一文中，也明确提出了“文化主义”这个术语，用以描述早期伯明翰学派三大奠基人的原创性著作，认为他们的文化研究工作体现了共同的理论模式：“他们每一个人都对前人的成果提出了一些质疑，取得了一定的突破。霍加特和威廉斯与利维斯主义划清了界限，而汤普森则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还原论做出了修正。他们三人都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对社会文化——意指文化的文本形式和有迹可循的实践——的分析，来重建全人类共享的行为规范和观念格局。人既是文化文本与实践的生产者，又是它的消费者。这一视角强调的是‘人的力量’，尤其关注能动的文化生产过程而非被动的文化消费过程。……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以及霍尔和维纳的作品形成了一个整体，标志着众所周知的‘大众文化的文化主义研究路径’的诞生。”[5] 进入80年代，霍尔与约翰逊继续深入探讨文化主义的理论范式问题。1980年，霍尔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Cultural Studies：Two Paradigms)一文中提出，文化研究依次出现了“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范式。他用“文化主义”概括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等人在文化研究形成的关键时刻所写的几部标志性文本，认为它们都以文化、经验作为最重要的研究概念，称赞它们都是“富有原创性和构建性(formative)的文本”，都体现了“文化主义”这种主导性的研究范式。它们“从根本上塑造了文化研究的形态，并且体现了最具构建性的英国本土传统”[6]。霍尔认为，文化主义传统主要盛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70年代，被结构主义所打断。文化主义产生于两大语境，一是对阿诺德和利维斯等人崇尚高雅、精英文学的批评理论的反驳；二是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的不满。伯明翰学派文化主义对英国近代文化主义思想传统的决裂甚于对它们的继承和延续。不同于利维斯主义的文学精英主义，文化主义理论范式把文化理解为社会整体的日常生活，与所有的社会实践紧密相关，强调文化体现了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显示出与利维斯主义传统的断裂。同时，文化主义也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上层建筑的简单二分模式，而是强调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交互作用。它把文化理解为社会指意实践，重视人的社会历史主体性，强调文化对意义、价值的能动建构作用。
